北纬五十二度的大兴安岭深处，山风卷着松涛漫过红松林，
王胡子沙哑的声音还在山坳里回荡，小石头揣了半个月的半块水果糖，像一粒火种，烫在了许成军的笔尖上。
而此刻，千里之外的山外，整个中国正被一部横空出世的中篇小说，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滔天巨浪。
这一年的《收获》1982年第3期，正式在全国新华书店上架。
头条位置，刊发了陆遥的中篇小说《人生》。
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写陕北黄土高原上，农村青年高加林在城乡夹缝里挣扎、选择、跌倒又爬起的小说，
会像一颗炸雷，在刚刚走出十年阴霾、正站在改革开放十字路口的中国，
炸出了漫天回响。
杂志上市三天，首期印刷的十万册便宣告售罄。
魔都、京城、长安、羊城的新华书店门口。
印刷厂连夜开机加印，一次、两次、三次，短短一个月内，加印量突破五十万册，依旧供不应求。
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八十年代，《人生》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全国数十家报纸、期刊，齐刷刷开辟了《人生》讨论专栏。
《人日》《光日》《文汇报》《青年报》，
从中央到地方，无数评论家、作家、读者，都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有人骂高加林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有人说高加林是敢于反抗命运的时代先锋；
有人惋惜刘巧珍的善良与纯粹，有人感慨巧珍的悲剧是时代的必然。
高加林，这个从黄土高原里走出来的农村青年，一夜之间，成了 1982年全中国青年的精神符号。
他的挣扎，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挣扎。
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全面推开，人民公社的时代彻底落幕，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第一次出现了松动的缝隙。
无数像高加林一样的农村青年，第一次看见了跳出农门的希望，他们想读书、想进城、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想在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里，为自己搏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可现实的壁垒依旧坚硬，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依旧宽阔。
他们像高加林一样，在道德与欲望之间摇摆，在坚守与突围之间犹豫，在时代的浪潮里，跌跌撞撞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方向。
陆遥用一支笔，写透了那个时代里，所有年轻人的迷茫、渴望、痛苦与不甘。
而就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人生》热”愈演愈烈之时，所有人都惊觉，就在陆遥的《人生》引爆文坛的同时，
另一股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文学力量，正与这部黄土高原上的史诗，形成了跨越千里的同频共振。
那就是许成军刊发在《北方文学》1982年第5期上的《东北化为乌有》，以及那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短诗《我笨拙地爱着这个时代》。
一时间，整个中国文坛，都在谈论这场“黄土与黑土的文学对话”。
有人说，1982年的中国文坛，是被陆遥和许成军两个人点燃的。
他们一个扎根陕北黄土高原，一个立足东北黑土地，
一个写尽了农村青年在城乡转型里的命运浮沉，一个写透了产业工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前路迷茫，
一南一北，一诗一小说，
一写乡土一写工业，
共同撕开了时代的表象，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与命运，完完整整地摊在了所有人面前。
他们的作品，像两面镜子。
陆遥的《人生》，让每一个读者，都在高加林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叩问着“人到底该怎么活”。
而许成军的《东北化为乌有》，让每一个读者，都在李瑞法的故事里，看清了自己身处的时代洪流，回答着“我们的时代到底该往哪走”。
高加林的困境，与李瑞法的绝境，本质上是同一个时代命题的一体两面。
高加林想从农村走向城市，想摆脱土地的束缚，却最终在时代的浪潮里摔回了原点；
李瑞法把一辈子献给了工厂，捧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却在未来的时代变革里，面临着饭碗破碎的绝境。
他们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都在剧变的浪潮里，拼尽全力想抓住一点确定的东西，都在个人命运与时代大势的碰撞里，尝尽了身不由己的滋味。
无数读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里写：
“我们为高加林的故事流泪，也为李瑞法的命运揪心。
高加林让我们看清了自己脚下的路，许成军让我们看清了路的前方，到底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更让人动容的，是《我笨拙地爱着这个时代》这首短诗，与《人生》形成的最温柔、也最深刻的和鸣。
这首诗随着《北方文学》的加印，传遍了全国的高校、工厂、农村。
无数年轻人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的扉页，抄在给朋友的信里，抄在宿舍的墙上。
他们在高加林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笨拙——
笨拙地想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笨拙地在理想与现实里跌跌撞撞，笨拙地爱着这个不完美、却又充满希望的时代。
高加林不是完美的英雄，他有私心，有虚荣，有软弱，有走错路的时刻。
可正是这份不完美，这份笨拙的、赤诚的、对更好生活的渴望，让无数年轻人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
而许成军在诗里写的，恰恰就是这份笨拙的赤诚。
“我的心爱着世界
爱着这个笨拙的
诚实的
羞怯的
正在学习如何去爱的年代”
这几句诗，成了《人生》这场全国大讨论里，最温柔的注脚。
《文艺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
“许成军小说中那些被部分读者视作“语出惊人”的书写，以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骨，撕破了长期以来笼罩在东北工业题材创作上那层温情脉脉的粉饰面纱。他以工人阶级子弟的赤诚与直面生活的勇气，不回避工业战线在时代转型期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不回避普通一线工人的喜怒哀乐与命运沉浮，摒弃了悬浮于生活之上的空洞歌颂，以扎实的生活积累与真切的情感表达，为工业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化，提供了极具探索价值的全新样本。
而陆遥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则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另一重极具生命力的创作面向。扎根乡土的变革书写与直面工业的时代叙事，二者同根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沃土，同紧扣改革开放与四化建设的铿锵脉搏，共同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扎根生活、拥抱时代，向着更广阔未来稳步前行的发展方向。”
有人在《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里写：
“我们骂高加林，也心疼高加林，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像他一样，在这个刚刚打开大门的时代里，笨拙地学着怎么去爱，怎么去活，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许成军的诗，一句话就写透了我们这代人，也写透了这个正在慢慢变好的时代。”
西安交大的学生在辩论赛里，一边争论着高加林的人生选择，一边齐声念出这首诗；
东北的林场里，伐木工人在工棚里，一边听着广播里《人生》的连播，一边翻着《北方文学》里的《东北化为乌有》；
文坛上，更是掀起了对这两位青年作家的热议。
陕北籍的评论家在当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刊发长文，首度将陆遥与许成军并称为“新时期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双璧”。
文中掷地有声地写道：“陆遥的《人生》，让现实主义文学重新落回了‘人’本身，落回了千万普通人的命运浮沉与心潮悲欢里；许成军的创作，让现实主义文学拥有了照见时代前路的锋芒，拥有了与改革浪潮同频共振的担当。他们一个扎根黄土高原，一个立足东北黑土，一南一北，共同撑起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脊梁。”
文章的最末，却又笔锋一转，带着几分怯生生的、近乎耳语的语气补了一句：至少，在一九八二年这一年，是这样的。
西北的黄土里从来不缺埋在土里的好故事，也从来不缺能写故事的人，可西北文坛，又实在太缺能被全国看见、能震响文坛的好作家了。
也正是这篇文章，让“南陆遥，北成军”的说法，一夜之间刮遍了大江南北的作协大院、编辑部与文学沙龙，传遍了整个中国文坛。
自然，非议也跟着这阵风一起来。
文坛里不少人私下里撇嘴：他陆遥一个只发过几个短篇、刚靠一部中篇冒头的新兵蛋子，凭什么跟年少成名、早已凭一系列作品站稳脚跟的许成军并列？
1982是“陆遥年”？
是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