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出了教室，在走廊里找了个僻静角落。
贾植芳这才正色道：“成军，我今天来，不是找你麻烦的。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旭澜也看了。我们有些想法，想跟你聊聊。”
许成军点点头：“贾老请讲。”
贾植芳也不客气
“你这篇文章，讲‘人是目的，不是工具’。这个提法，在当前学界，是走在前面了。周杨他们那边正在讨论人道主义，你这一枪打出去，正好打在节骨眼上。”
他顿了顿。
“但我你冲得太猛了。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你吗？那些你嘴里‘习惯了把文学当工具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
许成军听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您二位到底干嘛来了？
潘旭兰接过话头：“成军，我在当代文学领域待了二十多年，看过的论争不计其数。你这篇文章，从学理上讲，立论稳妥，论证扎实，不是那种空喊口号的东西。但问题是，这个题目本身就敏感——‘人是目的’，这话是康德说的，是西方哲学的话。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这么个题目，太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了。”
许成军沉默了一会儿，说：“潘教授，您说的我明白，但是人该为自己的想法负责，我在这个位置，我有这样的思考，我该说要说，我批评圣伤痕文学、西方派如此，今天我依然如此。”
“你想当孤臣？”
许成军嗤笑。
“我只当我自己。”
“这些年，文学里写的人，有多少是真的？如果文学不能写真正的人，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他转过头，看着贾植芳。
“贾老，您当年研究胡丰，研究七月派，您最清楚——那些真正的好作品，哪一篇不是从人的真实感受里长出来的？”
贾植芳声音有些沙哑：“你说得对。那些真正的好作品，都是从人的真实感受里长出来的。可你知道，从真实感受里长出来的东西，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吗？”
许成军点点头：“我知道。”
“那你还要写？”
“要写。”
贾植芳看着他，看了很久。
最后，老人忽然笑了。
“好，你小子有种。”
他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放心写。出了问题，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顶着。”
许成军愣了一下，鼻子却被这小老头这一下弄得有点酸。
“贾老……”
“行了，别煽情。”贾植芳摆摆手，“我今天来，本来想骂你，但是你这个样子对我胃口，就是想告诉你，你那篇文章，我和旭兰都支持。学界有些人，拿‘人道主义’当洪水猛兽，那是他们没读懂。你这篇，分寸把握得好，既有立场，又不偏激。好好写，别理那些闲言碎语。”
潘旭兰在旁边补充道：“成军，你这篇文章，我看是开了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新方向。以后要是有时间，咱们可以一起做点研究。”
许成军道谢。
贾植芳看他这样子也不多留转身就走。
——
转眼到了一九八一年底。
许成军那篇《人是目的》发表一周后，理论界的讨论终于开始发酵了。
最先冒泡的是京城几位老派评论家，在《文艺报》上写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某些青年学者盲目搬用西方哲学概念，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文章措辞不算激烈，但意思很明显：你小子，悠着点。
紧接着，魔都本地的《文汇报》也掺和进来。
有个笔名叫“石丁”的作者写了篇《也谈“人是目的”》，开篇就说：“许成军同志的提法很新鲜，但我读了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文学作品当然要写人，但这个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具体的、阶级的人？”
这话说得还算客气，但质疑的意思明明白白。
许成军看了，只是笑了笑，没吭声。
苏曼舒倒是比他急：“你怎么不回一篇？”
“回什么？”许成军靠在椅背上，手里翻着当天的报纸，“人家又没点名，我巴巴地跳出来认领，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苏曼舒想了想，也是这个理，便不再催了。
———
真正让许成军没想到的，是汪曾祺又打来一个电话。
那天晚上，许成军正在翻译《百年孤独》，电话铃响了。
接起来，那头传来汪曾祺那口带着高邮味儿的老声：
“成军啊，吃饭了没有？”
许成军愣了愣，笑道：“汪老，吃了。您老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看了你那篇文章。”汪曾祺的声音慢悠悠的，像在品茶，“有些话，想跟你说说。”
许成军坐直了身子：“您说。”
“你那文章，写得是真好。”汪曾祺先夸了一句，“把人当人，这话我听了大半辈子，现在还有人当它是稀罕事。你能把它写出来，写明白，不容易。”
许成军没说话，等着下文。
果然，汪曾祺顿了顿，话锋一转：“可是成军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文章发出去，谁最高兴？”
许成军愣了一下。
“那些想把文学引到别处去的人。”
汪曾祺的声音忽然沉了下来，“你写‘人是目的’，他们就敢写‘人是一切’。你写文学要回归人本身，他们就敢说‘文学就是为个人服务的’。你这边刚站稳，他们那边就能把你的话歪到天边去。”
许成军沉默了一会儿，说：“汪老，您说的我明白。可我不能因为怕人歪曲，就不说该说的话。”
汪曾祺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年轻，有锐气，该冲的时候要冲。可也得防着点，别让人当枪使。你看尧唐先生当年……”
他没说下去，但许成军懂了。
“谢谢您。”他说，“您的话，我记住了。”
挂了电话，许成军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知道汪曾祺是为他好。
那位老先生一辈子温和冲淡，最怕的就是“锋芒太露，人人喊打”。
可许成军不是汪曾祺，他走的这条路，注定要迎着风走。
———
比汪曾祺更激烈的批评，来自一个叫“方正”的评论家。
方正当时在《文学评论》当编辑，算是体制内的人。
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评一种危险的倾向》。
文章直接点了许成军的名，说他的“人是目的”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翻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找不到任何根据”。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尤其狠：
“许成军同志近年来的创作和理论，一直处于风口浪尖。这本身不是坏事。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当一个作家过度沉迷于‘人’的抽象概念时，他就容易忘记‘人’的具体性、阶级性、历史性。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文学将失去方向。”
这篇文章一出，学界哗然。
支持许成军的人立刻跳出来反驳。
潘旭兰在《文汇报》上写了篇文章，题目很温和，叫《也谈“人”的问题》，但内容一点不温和。
他引经据典，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逐条反驳方正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
“把人当作目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把这一点当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批判，才是真正的理论混乱。”
贾植芳没写文章，但他在一次系里的座谈会上公开说：“有些人啊，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就以为自己是理论权威了。许成军那篇文章，我从头读到尾，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如果这也能批，那我们的理论工作还做什么？”
这话传出去，方正那边气得够呛，但又不好说什么——贾植芳是胡丰案里熬过来的人，论资历、论辈分，他方正连提鞋都不配。
———
就在这场争论如火如荼的时候，另一件大事悄然而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结果公布。
许成军的《谷仓》，赫然在列。
评委会的评语写得很详细：
“《谷仓》以1978年安徽农村为背景，通过一个生产队保管员与一座谷仓的故事，深刻反映了农村改革前夕的时代脉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许老栓这一人物形象，他守着集体粮仓，却在仓壁上偷偷记下漏麦的斤两；他不敢公开支持儿子搞‘包干到户’，却暗中把仓底的麦种留给他。这种矛盾、犹豫、最终选择支持改革的心路历程，恰是中国亿万农民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
作品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图解政策，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和细节，写出了历史的必然。
许老栓熔钥匙铸犁铧的结尾，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象征——旧的秩序在消亡，新的希望在生长。
特授予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个评语，等于给《谷仓》盖了章。
同时也等于给许成军这些年的创作路线，盖了章。
消息传到复旦的那天，许成军正在上课。
下课铃响，他刚走出教室，就被一群学生围住了。
“许老师！您得奖了！”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谷仓》！”
许成军愣了愣，然后笑了。
他知道《谷仓》早晚会得奖，但没想到是这个节骨眼。
这是他的来时路啊！
在1981年的当下，《谷仓》的意义不止于此。
———
晚上回到家，苏曼舒已经把报纸摊在桌上等他。
《人民日报》第三版，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揭晓》。
名单里，“许成军《谷仓》”几个字，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
苏曼舒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高兴不？”
许成军点点头：“高兴。”
“那你怎么不笑？”
“笑过了。”他坐下来，拿起报纸又看了一眼，“在教室里就笑过了。”
苏曼舒不信，凑过来仔细打量他的脸，看了半天，忽然说：
“你其实是在想别的事吧？”
许成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什么都瞒不过你。”
他放下报纸，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我在想，王奎老汉要是知道我得奖了，会说什么。”
苏曼舒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握住他的手。
“他肯定会说，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