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集体情绪的宣泄，那场围绕《暧昧》的舆论风暴，在喧嚣了整整一个月后，终于开始显露出退潮的迹象。
最先冷却下来的是右翼媒体的声调。
《产经新闻》连篇累牍的社论渐渐变成了隔三差五的短评，标题也从“对中国干涉的升级”软化成了“对许成军现象的再思考”。
那些曾经叫嚣着“封禁”的文化人，不知是发现抵制反而刺激了销量，还是意识到这种歇斯底里让自己显得可笑，声音渐次低了下去。
左翼这边，欢呼的劲头也过去了。
丸山昇已经启程访华，新岛淳良的激烈言论被主流媒体选择性忽略，“中核派”的机关报还在骂，但读者也看腻了。
书店里，《暧昧な日本》从畅销榜榜首滑落到第三、第五，但始终没有跌出前十。
争论的热度降了，买书的人却没停。
那些真正关心日本未来的人，开始在安静中阅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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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感受到这股微妙变化的，是那些真正在思考日本未来的有识之士。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会议室里，几位教授正在讨论新一年的产业政策报告。
会议间隙，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从公文包里掏出那本深蓝色的书，推到几个年轻人面前。
“这个中国人的书，你们看过没有？”
几个助教和博士生面面相觑。
老教授叹了口气：
“不管你们在报纸上看到什么，书还是要读的。他对日本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的分析，对房地产泡沫的预警——这些，是我们自己很多经济学家都讳莫如深的东西。”
他翻开折角的一页，用铅笔划出的一段文字：
“‘日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之上：终身雇佣制提供了稳定，年功序列制保证了秩序，主银行制度降低了融资成本。但这套制度的代价，是个体创造力的压抑，是组织僵化的风险，是当外部环境剧变时，整个系统缺乏适应弹性。’”
他抬起头，看着几个年轻人。
“这话说得对不对，你们自己判断。但我要提醒你们，这种话，日本经济学家很少说，也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利益集团不允许，因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一个外国人，替我们说了，你们不觉得该反思吗？”
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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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产省的一位中层官员，在内部讨论会上引用了书中的另一段话：
“‘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经济官僚们引以为傲的智慧结晶。但当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开始为自己的成功辩护，而不是为自己的局限反思时，它就变成了思想的牢笼。’”
他顿了顿，环顾四周。
“这几年，我们太习惯‘日本第一’的论调了。汽车打败美国，半导体碾压欧洲，我们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终点。但历史会终点吗？这个中国人说，不会。他说日本的经济繁荣，建立在脆弱的泡沫之上。他说如果美国受不了了，如果广场协议真的签了，日本会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有人嗤笑：“危言耸听。”
但也有人沉默。
那位官员没有反驳，只是说：“危言耸听也好，真知灼见也罢，我们至少应该听听。一个外人，比我们自己还关心我们的未来，这份心，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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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妙的变化，发生在中日经济交流的层面。
三月份，一个日本经济访华团抵达京城。
团长是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位副会长，他在出发前的内部会议上，特意提到了许成军那本书。
“这个中国人对我们日本的观察，有些地方比我们自己还深。他批评我们的历史暧昧，批评我们的精神空洞，但他也承认，日本在经济上将是八十年代中国最好的老师。”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诸位。
“我们去中国，是去交流，去寻求投资机会。我们要带着审视的态度去，也要带着反思的态度去。中国的年轻人正在思考怎么超越我们，我们呢？我们还在争论一个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批评我们。”
这次访华，气氛比以往融洽。
中方谈判代表发现，日本人的姿态放低了许多，不再是一副“我们是发达国家，你们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倨傲。
在谈到技术合作时，他们甚至主动提出了一些过去从不让步的条款。
有记者私下问那位副团长：“为什么这次态度变化这么大？”
他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们最近读了一本有意思的书。”
记者追问：“是什么书？”
副团长：“许成军的《我在暧昧的日本》。”
他回答完追问记者：“许桑在你们中国人眼里是个怎样的人？”
记者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戴着黑框眼镜，面容清瘦，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书卷气。
他是《人日》派驻东京的记者，姓陈，叫陈岩生，已经在日本待了三年，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早已了然于胸。
听见副团长反问，他微微一怔，随即笑了。
那笑容里有几分复杂，几分感慨，还有一丝说不清的自豪。
“许成军啊……”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慢慢戴上。
“我们中国人对他，感情很复杂。有人叫他天才，二十三岁就当上副教授，写小说拿大奖，写理论震学界，写的书在日本卖得比日本作家还好——这样的人，几百年出一个都算多。”
他顿了顿，目光望向远处灯火通明的东京塔。
“也有人骂他，说他锋芒太露，说他好出风头，说他不该去碰那些敏感的话题。可骂他的人，背地里也在读他的书，抄他的句子。”
副团长静静地听着。
陈思远收回目光，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不过在我们同行眼里，他就是个……怎么说呢，是个总让人意外的家伙。两年前他来日本，在机场被记者围住，我们都在猜他会说什么漂亮话。结果呢？他什么都没说，就那么淡淡地笑了笑，走了。后来在《彻子的小屋》上，他弹吉他唱歌，把大江健三郎和司马辽太郎都说得沉默了。”
他摇摇头，笑意更深了：
“我们这些驻日记者，见多了中国来的代表团，有客气的，有拘谨的，有小心翼翼的。像他这样，到别人的地盘上，用别人的语言，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还让别人不得不听、不得不思考的——我是头一回见。”
副团长点点头，若有所思。
陈思远忽然想起什么，笑道：“对了，后来回国的时候，我们几个记者请他吃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你们猜他怎么说？”
副团长看着他，等下文。
“他说，‘我不是为了教日本怎么活，是为了让中国自己活得明白些。’”
副团长愣住了，然后苦笑摇头。
陈思远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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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
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发现，学校图书馆里《暧昧な日本》的借阅记录，从之前的寥寥数人，变成了厚厚一叠。
来借书的不只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有经济系、法律系、社会学系的普通学生。
更让他惊讶的是，那些平时对中国学生爱答不理的日本同学，开始主动找他们聊天。
“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日本？”一个日本学生问他。
他愣了一下，不知该怎么回答。
那个日本学生叹了口气，从书包里掏出那本深蓝色的书。
“我读了这本书，有些地方不太懂。我想听听，你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想的。”
类似的对话，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大学里悄悄发生着。
一本书，让两个隔海相望的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认真对话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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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变化是细微的，局部的，远远谈不上“改变历史进程”。
一本书的力量再大，也大不过地缘政治的冷酷逻辑，大不过经济利益的盘根错节，大不过历史积怨的沉重惯性。
但它确实带来了一些“软化”。
日本媒体在对华报道时，措辞谨慎了些；经济界在对华谈判时，姿态放低了点；普通民众在面对中国人时，多了一丝好奇和尊重。
这些细微的变化，像初春的融雪，悄无声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可能对未来中国的经济毫无助益，也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悄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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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许成军本人，日本的态度也在分化。
右翼媒体还在骂，但骂的声量小了，从每日一篇社论变成了一周一次，从“封禁”变成了“需要警惕”。
左翼媒体还在夸，但夸的调门也低了，不再把他塑造成“革命同志”，而是回归到文学和思想层面的讨论。
主流舆论则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异国观察者”来看待——不一定是真理，但至少不是胡说，更不是某些人叫嚣的“文化侵略”。
《朝日新闻》在二月中旬的一篇综述中，用了整整半个版面来回顾这场持续月余的论战。
文章标题颇为克制——《“许成军现象”的文化解读》，但内容却透露出这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大报的态度转变。
“许成军现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书评论战，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
文章开篇写道，“无论我们是否认同他的观点，都无法否认，他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这种审视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文章接着梳理了许成军书中引发最大争议的几个观点——关于“耻感文化”的剖析，关于“历史暧昧”的诘问，关于“经济泡沫”的预警。
作者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些观点，而是逐一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指出其合理之处与可能的偏颇。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文章的结尾：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争论的焦点一直是‘一个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批评日本’。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层的焦虑——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自我审视的能力？当许成军替我们说出那些我们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话时，我们愤怒，是因为他说错了，还是因为他说对了？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中国人。他用一面来自彼岸的镜子，照出了我们不愿看见的自己。而一个能够正视自己的民族，才有资格谈论未来。”
这篇文章见报当天，东京的很多报摊就卖断了货。
日本民众也在悄然感受到这股风向的变化。
最先出现的是神田神保町的书店街。
几家专营中国书籍的书店里，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摆上了《暧昧な日本》的日文版，旁边贴着用毛笔手写的海报：“中国人眼中的日本——许成軍が問いかける”。海报上的字迹工整有力，落款处还画了一朵小小的梅花。
接着是新宿的几家大型书店。
不知什么时候，收款台旁边多了一摞《暧昧な日本》的文库本，上面压着一张手写的便签：“話題沸騰！もう読みましたか？”（话题沸腾！你读了吗？）
再后来，这股风潮蔓延到了街头。
涩谷的109大厦前，几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围在一起，手里举着的是一本翻开的《暧昧な日本》。
其中一个女孩指着封面上许成军的照片，对同伴说：“この人、カッコよくない？”（这个人，是不是很帅？）
银座的咖啡店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把书放在桌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翻看，不时抬头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
甚至有传言说，大阪的一家唱片店在门口竖了一块真人大小的许成军立牌，上面用红笔写着：“『赤い絹』の作者、待望の新作！”（《红绸》作者，万众期待的新作！）。
路过的孩子会拉着妈妈的手，指着那张侧身回眸的照片问：“ママ、これが許成軍さん？”（妈妈，这是许成军吗？）
当然，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
没有授权，没有官方背书，就是读者自己喜欢，自己掏钱，自己宣传。
八十年代初的日本，盗版广告并不罕见，名人照片被随意使用更是家常便饭。
许成军远在魔都，自然无从追究，也懒得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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