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商君显然只是找个话茬子，让许成军这么一来，他倒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老实人嘴啊，就是不够快。
正说着，又有几个老师推门进来。
领头的是外文系的张威廉教授，这位老前辈除了当时德国人来讲座之外平时跟许成军没什么交集，今天却特意换了件干净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本刚买到的选集。
“成军同志，”他翻开扉页，指了指书名，又指了指自己，“签个名，可以吗？我家那个小女儿，在北大读中文系，听说我跟你一个学校，非缠着我要你的签名不可。”
许成军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书，一笔一划签了。
“《百年孤独》还没翻译完？”
“已经搞完了，多亏了外语系的董颜晟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
张威廉咂舌：“行啊，够快的，啥时候出版？”
许成军写完最后一个字：“那还得等等，再校一下！”
“这应该的，嘿，你说你个搞中文的，倒是翻译个我们搞外语梦寐以求的作品！”
“不分家、不分家！”
张威廉走后，教研室主任老刘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成军，听说你《红绸》的稿费全捐了？”
许成军点头。
老刘咂了咂嘴，竖起大拇指：“是这个。不过这回这本书，你可别又全捐了。咱们当老师的，也得养家糊口。”
许成军笑了笑：“这回不捐了。家里有开销，出版社那边也还要用钱。”
老刘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多说。
许成军嘟囔道：“这本钱少，捐了也不够干啥的，之后捐外汇。”
老刘嘴角抽搐，一个跟头！
学生们比老师们更兴奋。
许成军走在去食堂的路上，三步一个招呼，五步一个签名。
有学生会成员捧着一摞书等在教室门口：“许老师，我们宿舍几个人凑钱买的，就买了两本，大家轮流看。”
许成军接过书，一本一本签了。签完第一本，随口问：“看了哪篇？”
几个学生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有人说《试衣镜》里的春兰像他姐姐，有人说《致胜》里陈招娣抽筋也不肯下场那段看哭了，有人说《谷仓》里的许老栓像他爷爷。
许成军听他们说完，在最后一个学生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文学是从人类的裂缝中生长出来的。”
他以前觉得这句话是说给读者听的，这一刻忽然明白，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那些他在煤油灯下写出来的文字，正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发芽。
这种感觉说起来可能有点装逼，但是对他来讲却是比任何稿费单、任何贺信都让他觉得内心充盈。
他还不知道路遥给他的评论，但是要是知道大概率会觉得认同。
理想主义者啊！
消息传到社会上，最先有动静的是《光明日报》。
评论版头条刊发署名评论文章《三年磨一剑——读〈许成军中短篇小说选〉》，逐篇分析了《试衣镜》的现代主义手法、《谷仓》的乡土意识、《致胜》的体育叙事创新，最后落在一句话上：“这部集子收录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史。”
《文艺报》紧随其后，从“主体性”的角度切入，说这部集子是“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集中呈现”。
这篇文章后来被很多高校中文系列为教学参考，不少学生把它和许成军去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放在一起读，越读越觉得有味道。
《文汇读书周报》的调子更接地气。
记者采访了周明、苏中、刘祖慈这些老熟人。
周明说成军当年写《谷仓》的时候，住在合肥招待所里，袜子破了个洞还在穿。
苏中说他在安徽作协开改稿会的时候，年轻轻的，说话却有板有眼，把在场的老作家们都镇住了。
刘祖慈说许成军欠他三首诗，到现在还没还。
老刘这小心眼的还补了句：“他啊，结个婚邀请人，我们几个我是最后一个邀请的！”
好在记者没把这句话放里面。
《青年报》的记者专程跑到东风县许家屯，采访了许老实。
记者问他知不知道许成军现在是大作家了，许老实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笑了：“知道。可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蹲在田埂上写字的娃。”
好事的记者听说许成军插队时有个青梅竹马的姑娘，现在已经结了婚，又往隔壁村跑了一趟。
杏花正在院子里晒被子，听见有人找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出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条辫子，比从前黑了些，也瘦了些，眼神却比从前更亮、更沉了。
记者说明来意，她低着头搓了一会儿衣角，才慢慢开口。
声音不大，却一个字一个字稳稳当当。
“我们村子里的人，不懂什么文学不文学的。”
她抬起头，看着远处那片麦田，风把她的碎发吹到脸上，她抬手别到耳后。
“可我知道，成军哥是个好人。他心里装着好多人，总想帮这个帮那个。以前看我过得不好，一直给我拿钱，我不要，他硬塞。可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就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他要是什么都替我们办了，那我们自己干嘛呢？那也太没出息了，是不是？”
她顿了顿，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很淡很淡的、被风吹过的、什么痕迹都不会留的弧度。
“听说他要结婚了。我还没见过他老婆哩。不过我想，能配得上他的人，一定是个很好很好的人吧。”
记者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写着写着，笔尖慢了下来。
抬头看了她一眼，那张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红的脸上，没有怨，没有恨，只有一种安安静静的、把自己活明白了的坦然。
稿子发出来那天，杏花的话变成了这样——
“许成军同志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他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和乡亲们的生活。他的作品我们都很喜欢，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们都替他高兴。祝他和他爱人幸福美满，百年好合。”
没有人说那句话说错了。
只是知道内情的人读完，都会沉默一会儿。
许成军读到那句话的时候，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梧桐叶正绿，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一地碎金。
他想起那年离开许家屯的时候，许老实站在村口，远远地看着他。
他当时没回头，后来在很多个夜里，都梦见这个村子里形形色色的身影。
有人说，这个年代的农村粗俗不堪，有的作者写农村不是奸诈狡猾就是奔着下三路。
但是幸运的是许家屯没有这些事。
这本书在社会各界引发的反响，远不止于此。
各省作协的研讨会邀请函雪片般飞来，读者来信装了好几麻袋。
苏曼舒有空的时候帮他拆一些——
有的信写得长，密密麻麻好几页，讲自己读《试衣镜》的感受；有的信写得很短，就几句话。
七月的魔都，闷热得像个蒸笼。
梧桐树上的知了叫起来没完没了，弄堂口的大妈们搬着小板凳坐在树荫下，一边摇蒲扇一边打毛线。
就在这个时候，一条从西北传来的消息震动了全国——秦始皇帝陵东侧，发掘出大量陶制兵俑、战马，规模宏大，造型逼真。
后来人们管它叫兵马俑。
许成军在报纸上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王胡子给他讲过的万人坑。
那些劳工的脸，没有人记得。
可兵马俑不一样——它们的脸被记住了，两千年后，还有人把它们从土里挖出来，小心翼翼地让它们重新站在阳光下。
翻开那个棕红色的笔记本，在其中一页的空白处，他写下了一行字：“兵马俑被挖出来了。像响尾蛇一样衔接上了上一个环，我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
笔记本往前翻几页，是在火车上写了又改的自序，那个晚上，大兴安岭的群峰在车窗外沉默着退入夜色，他借着车厢里昏黄的灯，想一句写一句。
其中有几段，后来被很多评论文章引用过，也被他自己反复想起——
很难说文学是什么。
拆解开来，它无非就是一些文字。
可有一点毋庸置疑——有了人，就有了文学。
文学是从人类的裂缝中生长出来的，是痛苦，是挣扎，是拥抱美与爱的需要，是那些在黑暗中不肯熄灭的光。
如果这些文字曾在某个深夜照亮过你——那不是我的光。
那是无数个像许老实、春兰、黄思源一样的人，用他们的生命点亮的火。
我只是那个蹲在田埂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一笔一划把它们记下来的人。
七月下旬，巴琻托人捎来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祝贺，然后话锋一转，说了一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最近我一直在想，文学到底应该写什么。经历了那么多，我们这一辈人，写的多是控诉。控诉是应该的，但控诉完了呢？总得有人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信的末尾，巴琻引用了他在1979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要给读者以希望，而不是绝望。”
许成军把这封信反复读了三遍，铺开稿纸写回信。
他说他上过前线，见过真正的牺牲；去过东北老林，见过真正的扎根。他不觉得自己的文字能给别人什么希望，但如果写出来的东西能让读到的人心里有一点热乎气，那就够了。
写着写着摇头失笑，这么近写什么信，哪天直接上个门不就成了。
不过这些时日，巴琻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很多事情都是李晓琳代劳。
他犹豫一下，还是留下了信。
搁下笔的时候，窗外梧桐叶正绿，知了叫得正响。
满屋的喜气还浓着。
他的婚礼似乎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