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陈晨拎着一个坛子，上了赵长贵家的门。
专门从空间取的酒，半坛子药酒，绝对的好东西，灵泉水泡的。
老赵这人没得说，萍水相逢，倾力相助，自己也不能吝啬。
枣树底下，赵长贵还在编筐，筐快收口了。
“赵大爷，没您这条腿，这趟差就得办砸。”陈晨把坛子搁在石桌上，“家里捎来的酒，您尝尝。”
“来就来，还拎东西。”赵长贵嘴上客气，手已经把泥封抠开了。
酒香散出来，老头的鼻子凑上去，深深吸了一口，眼睛眯成两条缝，半天没睁开。
“好家伙……这么香？”
他直起身，冲屋里喊：“老婆子！炒俩鸡蛋！把那包花生米也拿出来！”
回头一把按住陈晨的肩膀。
“今儿别想走，俺爷俩喝两盅！”
赵长贵老伴炒鸡蛋的手艺不赖，葱花切得碎，鸡蛋煎得两面焦黄，边上一圈酥壳子，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花生米是带壳炒的，盐粒子裹在壳上，剥开来，花生仁饱满，一嚼满嘴香。
两个人坐在枣树底下，石桌上摆着两碟菜，一坛药酒。
赵长贵倒了第一碗，没急着喝，先凑到碗沿上闻了闻，鼻翼张了张，眯着眼吸了一口气。
“好酒。”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又喝了一口，碗放下来的时候已经见了底。
“后劲绵，不冲嗓子，比矿上发的散白酒强了十条街。小陈，你这酒哪来的？”
“家里老人泡的药酒，年头不短了。”陈晨给他又倒了一碗，“您慢着点喝，这酒劲大。”
“劲大好，下了三十年井的人，没有怕劲大的。”
赵长贵端起第二碗，喝了半碗搁下，夹了一筷子鸡蛋，嚼着嚼着，话头就上来了。
“小陈，你多大来着？”
“十八。”
“十八，好年纪。”赵长贵嘿嘿笑了一声，缺了门牙的嘴咧开来，“俺十八那年，头一回下井。”
他拿起旱烟袋，装了一锅子烟丝，划火柴点上，吧嗒了两口。
“1928年，俺刚到开滦，啥也不懂，跟着师傅走。井口是个大黑窟窿，往下看一眼腿就软了，铁罐笼子咣当咣当地往下放，耳边全是风声和铁链子响，越往下越黑，越往下越闷。”
“到了井底，巷道矮得直不起腰，头顶的煤层压着，木头支架吱吱嘎嘎地叫唤，脚底下全是煤渣子和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蹚。”
“矿灯是油的，铜壳子，拳头大小，火苗一跳一跳的，照不了几步远，前头的人走快了，灯光一晃，你就剩下一个人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赵长贵吧嗒着烟，烟锅里的火星子一明一灭。
“师傅教俺的头一件事，看灯。”
“看灯？”
“嗯，看火苗。火苗正常的时候是黄的，稳当的，要是忽然变蓝了，拉长了，别出声，别站起来，蹲下去，捂住口鼻，贴着巷道壁往回爬。”
他停了一下，把烟锅子在石桌腿上磕了磕，灰烬落在地上。
“因为那是瓦斯，井底下的瓦斯没颜色没味道，聚多了人闻不着，火苗一变蓝，说明空气里的瓦斯浓度到了，喊一嗓子，嘴里带出来的热气碰上瓦斯，一条巷道的人全得交代在里头。”
陈晨给他续了半碗酒，没插话。
赵长贵端起来喝了一口，声音平了下来。
“俺亲眼见过一回，那年冬天，师傅在三号巷道掘进，旁边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山东的，才十六七岁，瘦得跟麻秆似的。干着干着，俺师傅的灯苗忽然变了颜色，蓝幽幽的，拉得老长。”
“师傅的脸一下就变了，刚要开口，那小伙子先看见了，吓坏了，张嘴就要喊。”
“师傅一巴掌把他摁在地上，捂住嘴，另一只手掐灭了矿灯。”
“整条巷道黑透了，啥也看不见，耳朵里全是头顶煤层嘎吱嘎吱的声响，脚底下的水在滴答，远处有风从通风口灌进来，阴冷阴冷的。”
“俺趴在地上，脸贴着湿漉漉的煤渣子，大气都不敢出，心跳得快蹦出来了。”
“后来通风的人过来了，风机开大了，瓦斯散了，没炸。师傅站起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靠着巷壁蹲了半天，装了三锅烟才缓过来。”
赵长贵把酒碗搁在桌上，手指头摩挲着碗沿，转了两圈。
“那小伙子后来好了没有？”陈晨问。
“好了，就是被师傅那一巴掌扇得半边脸肿了三天。”赵长贵嘿嘿笑了一声，又装了一锅烟。
“三十年井底下，经历过三回塌方。”
他说这话的时候，烟锅子叼在嘴里没点，手指头捏着火柴盒，翻来覆去地摸。
“最凶的一回，1952年，三号采区的顶板落了一段，轰的一声，整条巷道抖了三抖，煤灰扑面盖脸地砸下来。等缓过神来，前头的巷道已经堵死了，煤块和石头垒了半人多高，手电筒照过去，黑压压一片。”
“里头堵着七个人。”
“外头的人拼了命地挖，铁镐刨进去，碎渣砸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嘴里灌的全是煤灰，吐出来的唾沫都是黑的。”
“挖了十二个钟头。”
赵长贵的声音很平。
“挖通的时候，七个人活了五个，有两个没了，一个被顶板压住了腰，一个被落石砸了脑袋。救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凉了，脸上的煤灰擦都擦不掉，跟长在肉里头了一样。”
院子里安静下来，枣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赵长贵喝了口酒，接着说。
“活下来的五个人里头，有一个姓刘的，跟俺一个班组。救出来以后再也没下过井，调到地面上看大门，看了二十年，去年刚退。”
他把烟锅子点上，吸了一口。
“老刘这人，平时跟正常人没两样，说话办事都利索。就一样，矿上每回放炮，轰的一声响，老刘就得把耳朵捂住，蹲在门房的角落里，缩着身子，半天起不来。二十年了，回回如此。”
陈晨倒酒的手顿了一下，把酒倒满了，推过去。
赵长贵没接，盯着碗里的酒看了一会儿。
“三百米井底下，人就不是人了。”
他说完这句话，端起碗来一口闷了。
陈晨没有接话。
井底下的事，他没经历过，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他知道一件事情，几十年后开滦还在产煤，唐山大地震之后矿区重建，井架子重新竖起来，又一批人下去了。
地底下埋着黑金子，也埋着人命，从来都是。
很多人在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命，陈晨有些感伤，国家还有几十年的发展期，这几十年间，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向死而生。
当然，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活法。
想要不落后，不挨打，只能如此。
赵长贵后来又说了几句，说解放以后好了很多，有劳保，有工伤抚恤，食堂澡堂都有了，井下虽苦，起码把人当人看了。
日本人占着开滦那些年，工人死了往废巷道里一扔，连个草席子都不给盖。
酒喝完了，赵长贵醉了七八分，舌头大了，说话开始绕。
老伴从灶房出来，扶着他的胳膊往屋里走，嘴里嘟囔着“喝这么多，明天又得头疼”。
陈晨帮着把桌上收拾了，剩下的花生米用油纸包好搁在灶台上，碗筷摞到水盆边，跟老伴道了谢，出了院门。
矿区的路上没什么人了。
月亮挂在半空，照着铁道和煤堆，远处矿井的卷扬机在转，钢缆绷得直直的，发出嗡嗡的声响。
一列拉煤的空皮车从岔线上驶过，车轮碾着铁轨，哐啷哐啷地响了好一阵才远去。
陈晨走在铁道边上，脚底踩着碎石子，嘎吱嘎吱的。
赵长贵、老侯、郭股长、火车上那个送红薯干的庄稼汉，井底下的、窑火边的、柜台后头的、庄稼地里的，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苦。
回旅社的路上，拐进一条窄巷子，巷口蹲着三两个人，低声说着什么，手里掂量着东西，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影子拖得老长。
陈晨脚步慢了一下，多看了一眼，没停下，往前走了。
第二天陈晨没出门，在旅社歇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