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刚起步，赚得不如阿秀多，但也是个活路。
如今，阿秀每天清晨和同村几个女工结伴去上工，傍晚带着一身淡淡的生丝味和疲惫但充实的心情回家。
丈夫的丝贩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他们在城里租了间小房子，把乡下的老人接来照看孩子，日子忙碌，但看得见盼头。
阿秀有时站在轰鸣的织机间，看着雪白的绸缎如流水般从自己手中滑过，会恍惚想起自家那台吱呀作响的老织机。
那似乎已经是很久远、很模糊的回忆了。
阿秀不知道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市民阶层”。
她只知道，现在的生活，虽然累，但踏实，有劲。
其实，像阿秀这样顺利转型的例子不少。
新织厂对熟练工的需求像个无底洞，给出的待遇在当下确实有竞争力。
许多原本濒临破产的小家庭，靠着一人甚至两人进厂，再加上点其他营生，反而度过了难关，甚至生活得比以前更好。
这成了“新织机、新织厂”推广过程中，最正面、也最有力的宣传。
……
然而，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
并不是所有织厂都像杭州王氏那样讲规矩。
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在缺乏有效监管的野蛮生长初期，极易露出狰狞的獠牙。
十二月初，成都府出了一桩大案，震动全蜀，消息很快也传到了汴京。
成都一家新开不久的“刘氏织厂”，厂主刘洪，原是个放印子钱起家的暴发户，见织机生意火爆，也贷款买了几十台机器，开了厂。
此人贪婪刻薄，为了尽快回本赚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他强迫工人每日劳作六个时辰以上，工钱却极低，还常常找各种理由克扣。
厂里环境污秽，通风极差，纱线纤维弥漫，且里面闷热无比，已有数名工人病倒。
刘洪掩盖，被其他不堪忍受的工人撞破，当场闹大了起来，事情彻底捅破。
愤怒的工人和闻讯赶来的家人、乡邻，把监工打残了，把刘洪打成了猪头，直接告到了成都府衙。
案子证据确凿，骇人听闻。
成都府不敢怠慢，立刻上报。
消息传到汴京，朝野哗然。
尤其是赵佶，闻讯后气得摔了杯子。
他当初同意搞新织机、新织厂，就是为了利国利民，为了彰显他的仁政德化！
在赵佶看来，这是他仁政爱民的名声来源，是以后能写进史书里的好事。
现在倒好，竟出了这等草菅人命、尤其还是虐杀孩童的恶性事件，这简直是在他脸上抹黑，给他的德政蒙羞！
“严惩！给朕严惩不贷！”
赵佶在朝会上厉声喝道。
“如此丧尽天良之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此等行径，与畜类何异？给朕查！类似情状，各地还有多少？一并给朕揪出来！”
天子震怒，下面自然雷厉风行。
刘洪，还有那个监工，都被判斩立决，家产抄没。
家产里，一部分用于赔偿死者家属的抚恤金，一部分用来赔偿受到严重剥削的工人，按照正常的当地月薪标准补齐了工钱。
刘氏织厂由官府暂时接管，此案被明发天下，以为警示。
这件事，像一记警钟，重重敲在赵明诚和所有推动此事的朝臣心头。
在此之前，宋朝并非没有保护工匠、雇工的法令，比如对官营工匠的待遇、工作时间、工伤抚恤等。
这些在宋朝的律法里历来都有规定。
但这些规定，是基于过去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匠户”或“雇工”模式。
如今，在新式织厂这种集中化、规模化、纯粹金钱雇佣的新生产关系下，旧的法令要么不合时宜，要么执行不到位，留下了巨大的监管真空。
成都的刘洪案，只是第一个被曝光、闹大的。
类似压榨工人、工作环境恶劣、甚至使用童工的情况，恐怕绝非个例。
“必须立新规矩了。”赵明诚在政事堂的会议上说道。“而且要快，要严，要能落到实处，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好汤。”
在赵明诚的主持下，联合了刑部、户部、工部，并参考了杭州、苏州等地几家做得好的“模范厂”的经验，迅速拟定了一套全新的《营造雇工保护条规》。
条规的核心很明确：
第一，绝对严禁使用年龄过小的童工。一旦查实或被告发，主家斩立决，家产抄没。知情不报或纵容的管事、保人，同罪。举报者重赏。
第二，明确最低工钱标准。按照各地物价、工种、技术难度，由地方官府会同行会，每年核定公布一次。工钱必须以等值宝钞按时足额发放，不得用别的物品代替，不得随意克扣。
第三，规定最高工时。每日劳作不得超过四个半时辰，每旬必须有一日休息。夜间做工需额外支付“夜工钱”，且连续夜间劳作不得超过三日。
第四，保障基本劳作环境。工坊需明亮通风，防火设施齐全，特定工序需提供口罩、围裙等防护。因工致病、致伤、致残、致死，主家必须承担医治、抚恤责任，标准明确。
第五，建立申诉与监察机制。工人若觉受到不公，可向坊内“工头”（需由工人推选）、行会、乃至官府逐级申诉，不得因申诉遭报复。地方官府需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工坊，并设立“匠役诉状箱”，接受匿名投递。
第六，……
这一整套条规拟定后，赵佶御笔朱批，明发天下，要求各州府县即刻张榜公布，严令所有雇佣工匠、雇工的坊、厂、铺、店，一律遵守。
并派御史台、皇城司，靖边司明暗查访，有敢阳奉阴违者，严惩不贷。
新规推行，自然遇到了阻力。
不少厂主、坊主叫苦，觉得增加了成本，束缚了手脚。
有些地方官也觉得执行起来麻烦，起初睁只眼闭只眼。
但朝廷这次态度极其坚决。
赵明诚主导的银行，对认真遵守新规、善待工匠的“模范户”，在贷款、原料供应上继续给予优惠。
而对顶风作案，死性不改的，则联合地方官府，雷霆处置，又抓了几个典型严办。
再加上“刘洪案”血淋淋的教训在前，大多数厂主掂量了掂量，最终还是选择了遵守。
毕竟，只要机器转着，利润依然可观，没必要为了省那点工钱和改善环境的钱，把自己脑袋和家业都搭进去。
到年底时，新规已在全国主要的纺织业城镇初步推行开。
大宋的纺织业，在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着。
更加明确的雇主-工人契约关系，取代了以往模糊的师徒、主仆关系。
一个以工钱为生、集中在城镇工厂、有一定权益意识的“工人”群体，和一个掌握生产资料、雇佣劳力、组织生产的“厂主”（早期资产阶级）群体，正在迅速形成、壮大。
他们之间的博弈、妥协、共生，将深刻改变这个帝国未来的面貌。
杭州的阿秀并不知道。
保护她不被过度压榨、能拿到足额工钱、能在明亮厂房里劳作的那些新规矩，是成都一个孩子的鲜血和朝廷一场激烈的朝堂争论换来的。
她只是觉得，新规推行后，厂里的管事好像更客气了些，墙上贴了很厉害的“新条规”，每天下工的时辰更准了。
脚下的织机在隆隆作响，手中的绸缎在流淌。
如今已经是新的世道了，日子也在一天天往前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