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水，沁源县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晚风里轻轻摆动。
城楼上的哨兵挺直腰杆站着，刺刀尖在月光下偶尔闪过一点寒光。
街面上安静下来，只有巡城的队伍踏着整齐的脚步走过石板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传出老远。
打下高平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里，独立支队没闲着。
周志远把指挥部搬到了沁源——这座刚打下来不久的县城现在成了独立支队的新家。
王远山的二大队在高平周边扫荡残敌、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朱程的一团和宋少华的一大队在沁源整训新兵、消化俘虏。
魏大勇带着他的警卫大队加上韩岳的特战小队，不断往榆社、沁县方向插，搜集情报、袭扰交通线。
日子在忙碌中过得飞快。
九月初七这天，通信员送来一封封着火漆的信。
信是从太行军区转过来的，落款是中共晋西北区党委。
周志远拆开信，就着油灯仔细看。
信不长，主要内容是通知他参加晋西北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地点设在兴县，时间是九月十五。
信中特别提到，这次大会要总结过去一段时间的各项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紧急形势，还要讨论援助暂一师、决死四纵队开展反顽斗争的具体方案。
“反顽斗争”四个字，周志远看得很认真。
他拿起红铅笔在这几个字下面划了一道线，又划了一道，直到信纸都差点被戳破。
屋里很安静，只有灯芯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沈非愚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刚热好的小米粥。
看见周志远对着信纸出神，他把粥放在桌上，凑过来看。
“区党委要开会？”沈非愚推了推眼镜。
周志远把信递给他：“嗯，在兴县。十五号。”
沈非愚接过信，就着灯光看完，眉头慢慢皱起来：“暂一师和决死四纵队那边出问题了？”
“看样子是。”周志远端起粥碗，也没顾上烫，呼噜呼噜喝了两大口，“信上没说太细，但既然专门提到要讨论援助他们反顽斗争，估计摩擦不小。”
他放下碗，用袖子抹了抹嘴：“老蒋那帮人，正面战场上打不赢鬼子，搞摩擦倒是一把好手。
暂一师和决死四纵队都是咱们新军的人，战斗力强，在晋西北扎得深，有些人看着眼红。”
沈非愚在桌对面坐下，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和钢笔：“那咱们得去。会议重要，而且这是个了解全区情况的好机会。不过……”
他顿了顿：“沁源和高平刚站稳，咱们一走，家里这一摊子交给谁？”
周志远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你留下。你和王远山搭班子，一个管政治一个管军事，再加上朱程、宋少华他们配合，出不了大乱子。
魏大勇继续负责情报和外围袭扰。我去开会，带两个警卫员就行，人多了反而扎眼。”
“路上安全吗？”沈非愚还是不放心，“从沁源到兴县，得穿过好几道鬼子封锁线，还有阎老西的人也可能捣乱。”
“走小路，化装去。”周志远说，“和尚那边把几条秘密交通线都摸熟了，找条最稳妥的。我估计，区党委把会议地点定在兴县，也是因为那儿离前线远，相对安全。咱们得信任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们。”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接下来几天，周志远把手头工作一样样交代清楚。
他先找了王远山，把城防、巡逻、新兵训练这些事细细嘱咐一遍，尤其强调了警惕鬼子反扑和内部特务破坏。
王远山拍着胸脯保证：“支队长你放心去，家里有我老王在，保证鬼子摸不到城墙根底下！”
朱程和宋少华那边，周志远重点说了俘虏整编和部队思想工作。
“新补充进来的解放战士，要抓紧时间教育。他们很多人是被迫当伪军的，家里也有老有小，打鬼子不积极，但也不恨咱们。
多谈心，多讲政策，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政治干部要跟上，该诉苦的诉苦，该表彰的表彰。战斗力形成得快慢，就看思想工作做得好不好。”
朱程一一记下。
宋少华则被叮嘱盯紧沁源城内的治安和群众工作。
“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咱们得让他们看到希望。农会要建，减租减息要推，被鬼子霸占的土地房屋该还的还，该分的分。记住，咱们打仗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吃饱饭，能挺直腰杆做人。”
宋少华重重点头：“明白！我已经让各连抽调文化高的战士，组成宣传小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县里几个开明士绅也联系上了，他们愿意出面组织商贩恢复集市。”
九月十二，天还没亮，周志远就带着两名警卫员上了路。
两名警卫员一个叫小李，二十三岁，参军前是猎户出身，眼神好，腿脚快；
另一个叫小刘，才十九岁，家里原来是赶大车的，对晋西北的山路熟得很。
两人都换了便装，腰里别着驳壳枪，子弹压得满满的，背包里除了干粮水壶，还塞了几颗手榴弹。
周志远自己也换了身半旧的蓝布褂子，戴了顶破毡帽，看上去像个跑小买卖的行商。
他把撸子枪贴身藏好，外面一点看不出来。
魏大勇亲自送他们到沁源城外五里地的岔路口。
“支队长，这条小路俺们探过三遍了，没鬼子据点，就是有几处山卡子，过去是阎老西的人收税，这阵子听说也被咱们游击队撵跑了。
过了前面那条河，再走二十里山路，就到第一个交通站了。站长老郭是咱们自己人，可靠。”魏大勇指着前面雾气蒙蒙的山梁说。
周志远拍拍他肩膀：“行了，回去吧。家里这一摊子，你跟老沈多上心。尤其长治那边刚打下来，防务别松劲。”
“支队长放心。”魏大勇把胸脯挺得老高。
三人沿着山沟走了大半天，晌午时分到了第一个交通站。
那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老郭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早年在太原做过工，后来回乡搞农会，现在是这一片的交通员头儿。
他家的窑洞藏在村后山坡上，不仔细看找不着。
老郭见着周志远，赶紧把人让进窑里，又叫婆娘去烧水做饭。
“周队长，这一路还顺当吧？”老郭一边搓着手一边问。
“顺当。就是山路上石头多，硌脚。”周志远在炕沿坐下，接过老郭递过来的旱烟袋，抽了两口。
“顺当就好，顺当就好。”老郭压低声音，“前几天，县里‘同志会’那帮孙子还来这附近转悠过，打听有没有八路的人路过，被俺们几个老伙计糊弄过去了。
这群王八蛋，鬼子打不过来，专盯着自己人捅刀子。”
周志远吐出烟：“老郭，这边离兴县还有多远？”
“过了前面两道梁，再走一天半，就到兴县地界了。不过俺听说，兴县这两天也不太平，阎老西手下的‘突击团’在城里闹得凶，专找牺盟会和进步学生会的麻烦。你们进了城，得格外小心。”
“知道了。吃过饭我们就走，天黑前尽量多赶点路。”
接下来的路程还算顺利。
有小刘这个活地图带路，三人专挑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走，饿了就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
晚上找个背风的山坳或者废弃的窑洞对付一夜，轮流放哨。
九月十四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终于看见了兴县县城的轮廓。
县城比沁源大不少，城墙也高些，但看起来有些破败，城门口站着几个穿灰布军装、挎着步枪的士兵，仔细看，那军装和八路军的不太一样，帽徽也不是红五星，而是青天白日徽。
“是晋绥军的人。”小刘小声说。
“嗯，这里是阎老西的地盘，明面上还得挂着他们的旗号。”周志远整理了一下衣裳，“走，进城。”
城门口的士兵检查得不算严，盘问了几句，周志远自称是来贩山货的，顺手塞了两包烟，也就放行了。
进城后，按照老郭给的地址，他们找到了城西一家叫“聚源昌”的杂货铺。
铺子门脸不大，柜台后面坐着个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正在噼里啪啦打着算盘。
周志远走上前，敲了敲柜台板：“掌柜的，有上好的汾酒吗？”
账房先生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打量了周志远一眼：“汾酒有，要哪一年的？”
“民国二十六年窖藏的，有吗？”
账房先生眼神动了动，放下算盘，站起身：“有，在后头窖里存着，几位跟我来。”
他领着三人穿过店铺后门，进了个小院，又拐进一间堆满货箱的厢房。
关上门，账房先生才松了口气，脸上的谨慎变成了热情：“是周支队长吧？可把你们等来了。俺姓赵，是这边的联络员。区党委的同志已经安排好了住处，离这不远，隐蔽得很。”
周志远和他握了握手：“赵同志，辛苦你了。会议准备得怎么样？”
“都妥了。代表们这两天陆陆续续都到了，分散住在城里几个地方，明天一早正式开会。地点在城隍庙后头那座旧学堂里，外面有我们的人盯着，安全。”
老赵一边说，一边从货箱后面拎出个包袱，“这是给你们准备的衣裳，换上吧，你们身上这身走了远路，太扎眼。”
包袱里是三套半新的学生装，还有书本和布鞋。
周志远三人麻利地换上，把换下来的衣裳和武器仔细包好藏进货箱深处。
“你们先休息，晚饭有人送来。明天早上五点半，我来接你们去会场。”老赵说完，又叮嘱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才匆匆离开。
旧学堂确实隐蔽，藏在城隍庙后面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门口挂着“兴县民众夜校”的牌子，平时真有几个教书先生在这里给穷人家孩子上课，正好做了掩护。
九月十五，天刚蒙蒙亮，周志远就被老赵叫醒了。
三个人吃了点窝头咸菜，跟着老赵从夜校后门出去，七拐八绕，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院门紧闭，门口有个卖菜的老汉蹲着，看见他们进来，不易察觉地点点头。
推开正屋的门，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当中摆着一张长条桌，围着桌子放了二十几把椅子，差不多坐满了。
烟雾缭绕，都是旱烟叶子呛人的味道。
屋里的人大多穿着便装，有的像农民，有的像教员，也有几个穿着褪色的旧军装，但都把领章帽徽摘了。
周志远一进来，就有几个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老周，来了！”一个三十多岁、脸庞黝黑的汉子走过来，用力握住周志远的手。
周志远认出这是决死一纵队的政委老梁，以前在军区学习时见过。
“老梁！你也来了！”
“能不来吗？这么重要的会。”老梁拉着他往桌边走，“来，坐这儿。好些老熟人，你瞅瞅。”
周志远环视一圈，果然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都是晋西北各部队、各地方的负责人。
大家虽然穿着朴素，但眼神都透着干练和沉静，小声交谈着，气氛严肃而凝重。
上午八点整，主持会议的同志敲了敲桌子，屋里立刻安静下来。
“同志们，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主持会议的是个四十来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干部，周志远认得他是区党委副书记林枫。
林枫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清晰：“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北方局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召开的。
当前，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摩擦，企图削弱和消灭我们抗日武装。
晋西北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复杂。
我们召开这次大会，就是要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特别是要研究和部署如何援助暂一师、决死四纵队，坚决打退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巩固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首先，请区党官员贺师长同志做工作报告。”
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贺师长站起来，他身材不算高大，但很敦实，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没戴帽子，头发理得很短。
他走到桌子前头，没拿稿子，两只手按在桌沿上，目光炯炯地看着大家。
“同志们，咱们晋西北，苦啊。”贺师长开口，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语调很平实，“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烧杀抢掠。
阎锡山呢？明面上挂着抗日的牌子，暗地里跟日本人眉来眼去，还纵容他手下那些什么‘同志会’、‘突击团’、‘敌工团’，专找我们新军、牺盟会和抗日群众的麻烦。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咱们挤出晋西北，好让他们继续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继续当他们的土皇帝！”
他讲得很慢，但每个字都像砸在人心上。
“但是，同志们，咱们怕不怕？我看不怕！咱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有咱们手里的枪杆子！
从去年到今年，咱们晋西北的八路军、新军、游击队，打了多少仗？取得了多少胜利？
黑峪口战斗，咱们一个连挡住鬼子一个大队；神池伏击战，消灭伪军两个营；
最近，独立支队刚刚打下了长治！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队伍，是能打仗、打胜仗的！说明咱们晋西北的军民，是有力量、有骨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