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女工加工钱，减少工时，别人不干，他们的布就比我便宜，客商立刻就会转头去找他们！要不了多久，我的厂子就得关门大吉！
到时候，这二百多号人，连现在这碗勉强能糊口的饭都保不住！这世道就是这样，弱肉强食，你不对自己狠，不对别人更狠，就活不下去！你看着吧，”
他指着窗外林立的烟囱，语气带着一种残酷道，“照朝鲜现在这产能增长的速度，要不了十年，整个中原的布匹市场，都得被我们被朝鲜布占完喽！”
工业区外。
结束了与周延的采访，朱慈良心情沉重地走出那片被烟尘笼罩的区域。
“先生！这里！”熟悉的呼唤声传来。
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但眼神灵活的年轻人，正拉着车小跑过来，脸上带着讨好笑容。他说汉城的黄包车夫叫朴贵，这半年来朱慈良在汉城的出行大多由他负责。
朱慈良坐上黄包车，回头望着那片如同巨兽般匍匐在地、吞吐着烟云与生命的工业区，无奈地深深叹息。这数以百计的烟囱之下，是几十万工匠的生死场，他们在这套将人异化为工具的残酷制度下被压榨，连精神上的脊梁都仿佛被无形的重担压弯了。
产业的增长，没有带来人的尊严与幸福，反而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沦为了消耗品。这样的增长，意义何在？
细心的朴贵察觉到朱慈良的情绪，一边平稳地小跑，一边试探着问：“先生，看您的样子，好像不大高兴？”
朱慈良望着街边同样行色匆匆、面色困顿的行人，喃喃道：“人，不应该给其他人当牛做马。”
朴贵闻言，却露出一个苦涩而现实的笑容：“先生，您是心善。可您要知道，在这工业区里能做事的工匠，生活已经算好的了。
他们虽然累得像牲口，但好歹能有口饱饭吃。您看看那些在外面找不到活计的人，只能忍饥挨饿，那才叫惨呢。”
“但他们付出的劳动，和他们最终得到的回报，差距太大了。”朱慈良争辩道，“民朝的工匠不是这样的，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学习，可以娱乐……”
朴贵脸上浮现出羡慕道：“您说的那是天朝上国啊！我们这种小藩国，怎么能跟天朝比呢？能有口饭吃，就谢天谢地了。”
黄包车离开了相对“规整”的工业区范围，拐进了汉城边缘一片巨大的、由低矮窝棚和泥泞小路构成的贫民窟。
车子在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里左拐右拐，最终停在了一个更为破败的院子门口。
朱慈良下车，照例给了朴贵一角钱。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朴贵欢喜无比，连连鞠躬。这半年来，专为朱慈良一人服务，让他的收入比过去翻了三倍，现在他已经成为了朱子良的专职黄包车，每天一大早就带着车在这里等候。
朱慈良看着他，忍不住叮嘱道：“朴贵，赚了钱，记得存起来。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再攒点钱娶个媳妇。别再把钱胡乱花在那些暗娼和酒馆里了。”
通过这半年多的交流，朱慈良对朴贵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入了解。他这辆黄包车是从一个叫“汉城黄包车商会”的组织那里租来的，每月收入的近一半都要作为租金和各式各样的抽成上缴。
第一次听闻这个比例时，朱慈良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因为在民朝，类似的租赁抽成通常不会超过一成，而且朝廷有各种政策鼓励车夫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增加他们的收入。
朴贵听到这话，脸上的欢喜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命的神情。
“先生，您的好意，我懂。可这世道它就是这样啊。就算我咬牙攒钱，真买了一辆自己的黄包车，那些税吏、帮会的人，立刻就会像闻到血的苍蝇一样扑过来。各种各样的捐、税、保护费，名目多得记都记不住。收入？不会增加的，可能还会因为成了‘有黄包车的人’而被盘剥得更厉害。”
他的眼神飘向远处浑浊的汉江回忆道：“我有个伙伴，叫祥子。他比我还年长几岁，力气更大，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就一门心思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他像头牲口一样拼命拉车，省吃俭用，前前后后，攒钱买了三次车！”
朴贵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悲凉道：“可每次买了车没多久，就因为各种各样的罚款、扣押，根本赚不到钱，最后只能又把车抵押出去，换点活命钱。收入没增加，反而把身体彻底累垮了，这两年，我已经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顿了顿悲凉道：“估计是死在汉城哪个没人知道的角落里了吧。”
朴贵收回目光看向朱慈良无奈道：“所以啊，先生，我想通了。赚了钱，就吃点好的，把身体顾好。这样，说不定还能在这世上，多活几年。”
朱慈良默然无语。通过这半年在汉城的所见所闻，他知道，朴贵口中那个“祥子”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大概率不是个例，而是无数底层劳动者命运的真实写照。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攫住了他的心。
“嗐！”他叹口气转身走进临时栖身的小院，将汉城灰暗的天空，关在了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