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安定门外大街，华夏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办公楼。
三楼走廊尽头的副会长办公室里。
吴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着一份用进口铜版纸印刷的文件。
文件的抬头是英德双语：致华夏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落款处盖着西门子华夏大区法务部的蓝色钢印，日期是昨天。
吴建国已经把这份东西从头到尾读了四遍，每读一遍，太阳穴跳动的频率就加快一档。
律师函共七页，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事实陈述。
西门子方面声称，华夏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于近日参与并主导了一项，针对西门子S-1500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非法逆向工程行动。
在未获得西门子公司书面授权的前提下，擅自拆解并提取了受国际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底层固件数据。
严重违反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及《伯尔尼公约》相关条款。
第二部分是要求。
西门子限协会于收函后四十八小时内完成以下事项：
一、撤回编号为JX-95-1207的《第三方独立技术鉴定书》及全部复印件。
二、在《华夏机械工业》期刊上刊登不少于半版的公开致歉声明。
三、将提取的全部数据介质移交西门子华夏大区法务部门封存销毁。
第三部分是后果警告。
若协会拒绝执行上述要求，西门子将采取以下措施。
立即退出由协会主导的三项行业标准制定委员会，包括《数控机床通信接口规范》、《工业伺服系统安全标准》和《机床电气控制柜防护等级标准》。
终止对协会下属北方机床技术培训中心，和华南数控人才培养基地的全部资助，涉及年度资金合计一百四十万元人民币。
保留向华夏司法机关提起刑事控告的权利。
吴建国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办公桌右手边的电话机响了，吴建国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部里装备司的内线号码。
他犹豫了两秒，接起来。
“建国啊。”电话那头是装备司综合处处长郑维民，五十出头，说话慢条斯理。
“忙不忙？”
“郑处，您说。”吴建国有些犹豫。
“也没什么大事。”郑维民的语气轻描淡写。
“就是西门子华夏大区的公关经理，今天上午来我这拜访，顺便提了一嘴你们协会最近搞的那个鉴定的事。”
吴建国没有接话。
“我个人觉得啊。”郑维民停顿了一下。
“企业之间的商业纠纷，协会出面做裁判，角色上不太合适，你说呢？”
“郑处，这个鉴定是应企业申请、按照正规流程启动的。
提取过程有检测中心全程监督，程序上……”
“程序上我不懂，我也不管。”郑维民打断他。
“建国，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西门子说他们要退出三个标准委员会，这事你知道吧？”
吴建国沉默了一瞬。
“知道。”
“《数控机床通信接口规范》这个标准，部里已经报到国标委了，明年二月份上会审议。
西门子是主要起草单位之一，他们的技术专家在编写组里占了三个席位。
这个时候他们撂挑子，标准怎么办？”
吴建国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还有那两个培训中心。”郑维民继续说。
“北方中心今年刚从西门子那边，拿到了六台教学用的数控系统，价值八十多万，明年的二期拨款也在走流程。
这笔钱如果断了，培训中心拿什么教学生？”
“郑处，您的意思是？”
“我没有什么意思。”郑维民的声音始终平稳。
“我就是把情况跟你通气一下，具体怎么处理，是你们协会内部的事。
但是建国，有些事情，还是要考虑大局。”
电话挂断。
吴建国放下话筒，心里不是滋味。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包拆了一半的前门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日光灯下缓缓升腾。
郑维民的电话，是今天的第三个。
第一个是上午九点半打来的，科技司的一位副处，言辞比郑维民更直接。
“吴会长，西门子的人在部长那里挂了号了，您心里有数就行。”
第二个是中午十二点，协会内部理事、大连机床集团的副总工老何。
老何在电话里的原话是：
“建国，你是不是疯了？西门子每年给咱们行业带来多少技术培训和合作项目，你一封公函就把人家得罪死了？”
吴建国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靠在椅背上闭眼。
他不是没有预料到会有反弹。
盖章那天他就知道，这个红印按下去，就等于在行业里扔了一颗手雷。
但他没想到，汉斯的反击来得这么快，这么狠，打得这么准。
三个标准委员会，一百四十万培训资助，刑事控告。
汉斯没有攻击鉴定书的技术内容，而是绕开技术，直接打协会的命脉。
标准制定权，是机床协会在行业中存在价值的根基。
如果西门子退出编写组，明年二月的国标委审议必定延期，部里会问责。
培训资助，是协会过去五年向部里争取的标杆性合作项目，年底的述职报告里还要拿来讲。资金断了，面子里子全丢。
至于刑事控告，吴建国虽然判断这更多是恫吓。
但95年的司法环境，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诉求，确实容易获得地方法院的优先受理。
他把烟头按灭，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安定门外大街灰蒙蒙的冬日景象，自行车流从楼下穿过，偶尔夹杂着几辆出租车的喇叭声。
吴建国在窗前站了十分钟。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六声。
“谁啊？”对面是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
“周老师，是我，吴建国。”
“哦，建国。”周兆明的语气没有什么起伏。
“什么事？”
吴建国深吸一口气。
“周老师，西门子给协会发了律师函。”
“念。”
吴建国把律师函的三个部分，逐字逐句念了一遍。
念完后，电话里又安静了好几秒。
“念完了？”周兆明问。
“念完了。”
“还有别的吗？”
吴建国犹豫了一下。
“今天部里有三个人给我打电话，意思都差不多，让我不要把事情搞大。”
“打电话的人叫什么？”
“装备司综合处的郑维民，科技司的一个副处长，还有大连机床的老何。”
“郑维民。”周兆明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五零年生人，七八年从沈城第一机床厂调到部里，对吧？”
“是。”
“这个人我认识，八六年我在部里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他在底下打瞌睡。”
周兆明意味深长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