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北美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正式发表声明之后，整个事件的走向就彻底定了。声明的措辞比之前的切割声明严厉得多，“莎朗·斯通女士的不适当言论，是违反慈善精神的，也极大地伤害了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因天灾而受到苦难的人们。这种言论不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这种言论辜负了基金会对她的信任。因此，本基金会在此发表声明，本基金会将不会参与任何与莎朗·斯通有直接关系或者间接关系的商业及非商业活动。本基金会将呼吁各大慈善基金会以及慈善组织，响应本基金会的倡议。”
这份声明一经发布，就像一块巨石投入湖中，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到整个慈善界。紧接着，多家慈善基金会以及慈善组织都发表声明，表达对莎朗·斯通的批评，并且表明了“绝不合作”的基本态度。有的声明很短，只有一两句话；有的声明很长，详细列举了莎朗·斯通的“罪状”；有的声明措辞温和，有的声明语气激烈。但不管形式如何，核心意思只有一个：我们不跟你玩了。
由此，盖棺定论。莎朗·斯通的演艺事业，就此终结。不是暂停，不是搁置，不是等待时机，是终结。她的经纪公司解约了，她的品牌代言全部取消了，她的电影项目被制片方取消了，她的公开活动邀请被主办方全部撤销了。
她从好莱坞名利场的一个座上宾，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颗弃子。她打过电话，发过邮件，托人求情，试图挽回。但没有人接她的电话，没有人回复她的邮件，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帮她。她自己把自己推下了悬崖，然后发现，没有人在悬崖下面接她。
此刻的吴忧，没有再理会事件的后续发展。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评审团的工作上。
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评审团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电影宫那间小会议室里的气氛，从早上的咖啡香变成了下午的烟味，从烟味变成了火药味。评审团的成员们坐在长桌两侧，面前的笔记本写满了字，笔记本旁边是空了的咖啡杯和散落的文件。
白板上贴满了便签纸，每一张都写着一部电影的名字和评审团成员的初步评分。那些便签纸用不同颜色的笔写着不同的数字，有人给高分，有人给低分，有人打了叉，有人画了问号。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奖项上。
首先是最佳导演。吴忧想让贾樟柯拿这个奖。他看过《二十四城记》之后，心里就做了这个决定。其实这部电影有很多问题，节奏拖沓、叙事割裂、表演不统一、主题表达过于直白。但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是一种粗粝的，不妥协的，带着强烈个人印记的作者性。
贾樟柯的镜头对准的是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被忽视的人，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碾碎的记忆，那些在历史的夹缝中苟延残喘的个体。这种坚持，本身就值得一个奖项的肯定。
再说了，他作为评审团主席，就算《二十四城记》再差，也得给自己人争取个奖回来，否则，当这个评审团主席干嘛。
但评审团有不同意见。拉希德·布沙里布认为贾樟柯的野心太大，想讲的东西太多，结果什么都没讲透。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给他奖是对他以前作品的补偿。但我们不是在颁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