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面对的是韩国演员，说的是韩语，表演的土壤和气候完全不同。他把宋康昊叫到一边，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按照传统韩国电影的表达方式，你的表演很难获得重量级的表演大奖。你的表演太满了，太外放了，每一个情绪都写在脸上。这种演法在华国、在欧洲、在北美，都不会被认可。
他们需要的是克制，是留白，是把情绪压在冰面下，让观众去感受冰层有多厚。但是，如果你完全按照我的方法去演，韩语本身的局限性又会让台词听起来不够自然。如何在韩语语境下掌握好这个度，很难。我们得一起摸索。”
宋康昊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坐在半地下室的折叠椅上，看着窗外行人的脚走来走去。阳光从窗户的上半截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然后他说：“那就摸索吧。您现在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会紧跟您的步伐。”
一边修改剧本一边拍，拍摄进度很慢。原计划每天拍十到十五个镜头，实际上能拍五六个就不错了。有时候一个镜头拍了十几遍，吴忧还是不满意，宋康昊也不着急，一遍一遍地重来，一遍一遍地调整。
整个剧组都在磨合，这是一个彼此熟悉、彼此适应、彼此信任的过程。
也是趁着这个磨合期，吴忧将光影、构图以及各种镜头语言掰碎了讲给学生们听。
上午实拍的时候，他会让学生们站在监视器后面，看他如何调度、如何跟演员沟通、如何做决定。下午收工之后，他会把学生们叫到一起，复盘当天的拍摄。
他会把拍好的素材在监视器上一遍一遍地回放，指着某个画面说：“你们看这个构图，金母蹲在角落，金父坐在桌前，两个人的位置形成一个对角线，中间隔着整个房间。这个构图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的关系是疏离的。虽然是夫妻，但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压力。他们离得很近，但心离得很远。他们不是不相爱，而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他指着另一个画面说：“你们看这个光。光线只照亮了金父的半张脸，另一半在阴影里。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他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他有梦想，也有恐惧。我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光线来照亮他，我必须用光和影的对比来呈现他的复杂性。记住，纯粹的恶与纯粹的善是几乎不存在的，你们在拍电影的时候，要多思考，发掘各个角色的复杂性，让人物更加立体。”
他指着又一个画面说：“你们看这个道具。墙角堆着一摞比萨盒，上面印着‘Papa John‘s’的Logo。这个细节不是随便放的。它暗示了金家曾经做过比萨外卖的工作。一个细节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物。你们要学会在画面里藏故事，不是靠台词说出来的，是靠画面‘看’出来的。”
往往都是讲完构图，实拍；实拍完，可能会微调一下台词，或者纠正一下演员的微表情；然后再跟学生们讲解他想要的效果以及调整的思路。为什么这句台词的语调要改？为什么这个眼神要往左看而不是往右看？为什么这个动作要快而不是慢？他把每一个决定背后的逻辑都摊开给学生看，不藏私，不保留。
这七个学生，除了路杨，几乎都没在剧组工作过。路杨从小跟着父亲路进波在片场混，见过不少大场面，但“见过”跟“做过”是两码事。他以前是在旁边看，现在是上手做，感觉完全不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太适应。剧组是一个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个零件，每个零件都必须精准地运转。他们以前在学校拍作业，三五个人，一台DV，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现在不一样了，几十个人等着他们，几百号人的档期需要协调，每一天的拍摄计划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容不得半点马虎。他们一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不知道什么事该自己做主，什么事该请示吴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