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他留在京城，看了开幕式。他没有去鸟巢现场，张一谋给他弄了两张票，但他转手送给了公司的两个年轻人。他坐在吴宅的客厅里，曾黎抱着舒窈坐在他左边，刘奕非坐在他右边，毛小童和唐胭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大屏幕上，焰火脚印沿着中轴线一步步走向鸟巢，两千零八个人的击缶声震耳欲聋，那幅巨大的卷轴在鸟巢中央缓缓展开，五千年的文明在他们的眼前流过。舒窈看到焰火的时候，激动得从曾黎怀里跳下来，跑到电视机前面，两只小手拍着屏幕，嘴里喊着“火火火”。吴忧把她抱起来，架在脖子上，她的小手攥着他的头发。
开幕式结束后，他又在京城待了一天，陪舒窈去了趟动物园。这还是舒窈第一次去动物园，之前保姆张姐劝过吴忧和曾黎，孩子太小，那些动物野性太大，别冲着。吴忧虽然不怎么信这个，但是毕竟这可是关乎自己宝贝女儿，再小心也不为过。
小姑娘第一次看到大象，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她站在围栏前，仰着头，看着那个灰色的大块头问：“爸爸，它为什么这么大？”吴忧蹲下来，跟她平视，认真地说：“因为它从小吃饭不挑食。”舒窈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爸爸，“别想骗我，妈妈说你也挑食。”
8月9日，他飞回首尔，回到剧组继续工作。这次，身边的女人变成了毛小童。
毛小童比唐胭更安静，吴忧也挺喜欢毛小童陪着他的，不仅仅是因为她笑起来甜，更因为她天赋异禀，能让他更尽兴。
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东西，不是技巧，是本能，是她身体里自带的一种知道怎么让你舒服的直觉。吴忧有时候觉得，毛小童像一件为他量身定制的衣服，不多不少，不松不紧，刚好贴合。
剧组磨合得很不错了。宋康昊和崔岷植的确很有一套，能很好地掌握吴忧所要求的分寸。那种分寸感，不是靠蛮力能演出来的，是几十年的积累，是对角色的深刻理解，是对导演意图的精准把握。吴忧要他们收，他们就收；要他们放，他们就放；要他们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做出微妙的变化，他们也能做到。这种默契，让拍摄顺畅了许多。
这部电影拍摄难度并不大，没有大场面的战争戏，没有复杂的特效镜头，没有需要协调几百个群演的群众场面。主要的场景就那么几个，半地下室、豪宅、保姆间、楼梯、庭院。故事的核心是人，不是场面。是对话和情绪的暗流，不是视觉的奇观。
吴忧在这部电影里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在光影方面，他用光的冷暖、明暗、软硬来区分两个家庭的阶级差异。在构图方面，他用画面的分割、重叠、留白来暗示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在隐喻方面，他在画面里藏了大量的符号，每一个符号都有它的寓意，每一个寓意都在为电影的主题服务。
几个年轻演员麻烦一些。刘亚仁和朴宝英虽然都是很有天赋的演员，但他们对角色的理解根本达不到吴忧的要求。不是不够努力，是阅历不够。他们太年轻了，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贫困，没有品尝过真正的绝望，没有那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切身体验。
吴忧用了很多心理暗示的方法让他们入了戏。还让他们在封闭的空间里反复地重复那些简单枯燥的近乎机械的动作，叠纸盒、擦地板、洗衣服。直到这些动作不再是表演，而是一种本能。刘亚仁有一次拍完一场戏，蹲在角落里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他在那一刻真的觉得自己就是金基宇，那个在贫民窟里挣扎的年轻人。他出不了戏了。
整部电影拍摄到十月中旬，接近尾声。吴忧的这部《寄生虫》，已经跟原版有了很大的不同。原版的剧情更加具有宿命感，层层递进的情绪被最后一刀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