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忧的这版不同。
宋康昊和崔岷植两人的表演对于这部电影至关重要。所以，吴忧几乎每天都会和他们聊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才是资本的原罪。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是一个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的导演。他把那些思考融入到电影中，融入到台词里，融入到人物的眼神和动作中。他不教条，不说教，不喊口号。
他只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故事，一个具体的家庭，一个具体的冲突，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宋康昊有一天拍完戏，坐在休息室里，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崔岷植说了一句：“我演了这么多年戏，第一次觉得，我演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阶级。”崔岷植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不需要说，他也在经历同样的感受。
吴忧的整个视角都是站在无产者角度的。那些为了生存而出卖同类的人，那些为了不被踩死而去踩别人的人，那些在阶级压迫面前选择沉默的人。
吴忧的镜头对他们没有任何同情。他的电影里没有“可怜人”，只有“选择”。你选择了妥协，你就承担妥协的后果；你选择了反抗，你就承担反抗的代价。没有对错，只有后果。
宋康昊和崔岷植两个人，如今都快被吴忧用马列给武装起思想来了。他们在片场休息的时候，不再聊足球和美食，而是聊“剩余价值”和“阶级意识”。他们甚至开始用“同志”来称呼对方，虽然语气里带着调侃，但调侃的下面，是一种被唤醒的认真。
再加上吴忧不断地纠正他们的表演细节，更让两人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不是那种粉丝对偶像的崇拜，是工匠对大师的敬畏。他们做了几十年演员，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见过，什么都能演。但吴忧让他们看到了，还有一种表演的境界是他们从未触及过的，那不是技术，不是经验，不是天赋，是世界观。当一个人用他的世界观来指导表演的时候，他的表演就不再是演，而是存在。
吴忧的七个学生那就更是收获巨大了。所有的布景、画面、灯光、阴影，甚至是那些藏在角落里的隐喻，吴忧都会不厌其烦地讲给他们听。吴忧交给他们的，不是那些打光的技术，构图的窍门，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在一些空镜头和低表演难度的镜头时，吴忧还会让他们掌镜拍摄。他把自己的导演椅让给他们坐，让他们对着监视器喊“开始”和“卡”。他站在他们身后，双手抱胸，看着他们做决定。
等他们拍完了，他会回看素材，然后一一帮他们分析，“你这个构图的主次不够分明，观众的目光会被旁边的杂物分散。你设想一下，如果把机位往左移三十公分，让主体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这样的效果会怎样？”“你喊卡的时间晚了三秒钟，演员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你还在拍。那三秒钟的废片会浪费后期剪辑师的时间。”“你的光太亮了，这个场景的情绪应该是阴郁的，你的光打得太欢快了。”不骂，不讽，不打击。只是说，只是教，只是让他们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这一部电影下来，他们才真正明白了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理论“长镜头理论”“蒙太奇美学”“作者论”，在这一刻，都不如亲眼看到、亲手做一次来得透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而跨越这道鸿沟的唯一方式，就是拍，拍，拍。
尤其是金大山和郭斯言，进步非常大。金大山不仅仅是美学和构图方面进步大，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思想表达方面，他的成长让吴忧惊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