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楠的这一番活动之后，大家明显感觉到敌对方开始混乱起来。有些人依然在负隅顽抗，而有些人则已经开始寻找退路了。
同时，敌人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起来。
这次战争的主要策动者是米兰，因为他们直接受到了法国和罗马两个方向的威胁。在法国活动的吴国一系的诸侯，尤其是“自由安南”的黎氏军头们，一支在觊觎东南方向。所以，当地那些平日里，自己都互相争斗不休的势力，这次居然出人意料地团结起来。
米兰西边的皮埃蒙特公爵主动联系了其他几方，建立了初步的秘密盟约。那些感到了威胁的人纷纷加入进来，很快让盟约组织壮大起来。
而这个时候，黎小波又开始打起了科西嘉岛的主意。
黎利去世之后，他的后人，就像安南本土王朝的那些王子王孙一样，也开始了激烈地内斗。据黎赛儿后来说，黎小波在这一时期，就显著处于下风——他打不过自己实力更强的大哥黎小竹，处处受到排挤。之所以响应郭楠等人这么积极，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他在南法日渐窘促，要赶紧和罗马人搞好关系。
虽然经常被人指责为头脑简单、性格残暴，但黎小波明显也不是无能之辈。现在这个情况下，要是能得到罗马人的好感，大概率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有机会杀回去，重整旗鼓；最差，也能收获一个保底选择，逃到罗马去躲一阵子。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种出奔的做法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后来元凶安德烈亚斯弑君，宪宗的长子刘乔询问正好在大都的罗通，他应该去投奔郭楠元帅，还是自己逃走。罗通就劝谏说，郭楠那边情况也不太乐观，去那里反而给他增加压力，不如自己跑路，去东方。
刘乔太子说，他觉得郭大伯不会害自己。罗通便坦言，他不是担心郭楠想要趁机获得更大权力，而是单纯怕郭楠过于富有责任感，因此反而受累。古人说，在外的反而容易得到保全；在内的反而会很危险。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刘乔深以为然，于是一路跑到了叙利亚。后来战事越发混乱，郭楠自己一度被打得只剩下几十个随从，而他则干脆逆着明朝使者前来的官道，从红海出发，直接远航出海了。据说他后来到了应天府，得到了明朝的庇护，因此，孛儿只斤努斯王朝的嫡系后代，其实远在大明，而不是后来纷纷涌现出的那些人。
可见，在当时，大家都不太把这种事情当回事。所以，黎小波定下的战略，也被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
除了和罗马联系之外，他也试图夺取科西嘉岛。这里本来是热那亚的地盘，而且正好看在他们家门口，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但在黎小波眼中，这里是个非常好的退路。如果真在法国竞争不过黎小竹，他可能还就得依靠这个方向的小岛作为后方才行呢。
这样一来，热那亚人也被他完全得罪了。而罗马这边，就一并被当做了针对的对象，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互相之间是一伙的。
而现在，这些人逐渐发现，罗马人本来是不太在意这些的，对意大利的管束也一直十分松散。而他们积极介入意大利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反而就是自己这种判断，和对应的过激举动。
当初，他们处于上风的时候，尚且还能让大家在兴奋中无视理智。但现在，是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面对愈发紧张的大环境，很多人在愤怒之余开始了相互推卸责任，好像这种互相指责，能够让自己战胜罗马人一样。
这种应对方式，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会让形势更加混乱。而罗马人那边，自然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四处出击，进一步扭转局势。
这一时期，郭楠终于又有了南下的机会。因为局势的动荡，导致一些墙头草贵族又开始摇摆，给郭楠他们输送了一些情报。其中，就有罗马方面的消息。
这些贵族也不太清楚城里的确切状态。因为自从变乱发生之后，城里的权贵们不但在攻打军事学院，也在相互进攻。一开始，侮辱、虐待和屠杀，还只是所针对亲罗马的人，但很快，随着秩序的崩坏日益加剧，城里各个势力很快开始彼此怀疑、指责。
罗马城里的人，可能相对还是比较有文化，甚至还记得早年各种指责对方的名词。比如这段时间里，所有人就都开始斥责对方是“国王的奴仆、暴君的同情者、里通军事独裁者的间谍”。这段措辞过于常用，大家不分高低贵贱，全都用这种说法互相指责，以至于时人总结说，这三个词组，已经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称呼”。
由于这些人自称是“共和派”，宣称自己要反对暴政、支持民主，亲罗马的学者们便戏谑地说，这是“共和派的三名法”，意思是他们就像古罗马人给自己起三重名一样，每个人都有这种类型的称呼。
到了这种时候，区分谁是“希腊国王的间谍”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城里现在私刑泛滥，大量的人在没有经过审判，甚至只有举报者的口头论述、都没有经过粗略核实的情况下，就被无缘无故地关押乃至处死。
同时，为了在恐惧之中求生，市民们仅有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坐实间谍罪名之前，把可能诬陷自己是间谍的人，先给举报到死。而这毫无疑问，让无头的案件更多了起来，使得本来就形同虚设的司法机构更加无法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