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金陵。
大明筹建金陵大学堂的事情，终于正式提上日程。
其实在此之前，金陵早已有许多学术机构。
吴藩时代便有国子监，有十二院，有诸多学馆、医馆、算学馆、军器作坊学舍、水利院学舍、航海院训习所，还有供各州县学官进修的讲习馆。
可这些地方分散在金陵各处，各有职掌，各有传统。
国子监仍偏儒学，十二院偏实务，各学馆偏技术，玄武湖武备大学堂又偏军务。
它们合起来当然很强，却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
如今大明立国，教育宗旨已定，地方学制也要铺开，其中原定要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新制的最高一级，就要立刻筹备起来。
如此也可以为各地各级学校做个总表率，知道最高处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赵怀安要筹备的这个就是作为样板的，所以此事也便成了六月里最受重视的大事。
赵怀安给金陵大学堂定的定位很高。
它不是简单的国子监改名，也不是给新科进士多一个读书处。
它至少三重身份。
第一，它是大明最高学校。
天下道学优秀学生、各科贡士、十二院荐送人才、州县选拔的实务干吏，都可以入学深造。
第二，它是大明最高师资养成之地。
未来各道学、州学的学正、教谕、实科教习，很多都要从这里出去。
第三，它是大明教育制度的样板。
课程如何安排，学生如何考核，教习如何聘任，儒学、实学、武学如何并列，金陵大学堂都要先做出来，给天下看。
因为这层分量，筹备人选便很重要。
赵怀安没有让礼部一家主持，而是设大学堂筹备处。
总裁由张龟年担任，副总裁为王铎、袁袭、赵君泰，礼部、国子监、十二院、兵部、工部、户部、市舶司都派人参与。
这看起来有些臃肿，却是故意的。
因为金陵大学堂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教机构，它要把大明所有核心知识系统都纳进去。
若只交给国子监，最后一定会回到经史文章；若只交给十二院，又会变成各院抢学生、抢经费、抢名分。
所以赵怀安干脆把各方全拉进来，吵也在一开始吵清楚。
第一次筹备会议，果然吵得很厉害。
最先争的是名字。
有人主张仍称国子监，认为国子监是古制，改名大学堂，未免太新，不晓得是什么，且也没有格调。
也有人主张称太学，取汉唐旧名，更有正统意味。
还有人主张称金陵国学，突出新朝定都之地。
赵怀安最后定为“京师大学堂”。
他说：
“国子监、太学之名都好，但旧味太重。”
“朕不是嫌旧，而是不愿天下人一听这名字，便以为又是只读经义、只养官员子弟的地方。”
“大学堂者，集天下大学问于一堂。”
“儒学是大学问，算学也是大学问；史学是大学问，医药、水利、营建、航海、兵学，同样是大学问。”
“既然如此，就叫大学堂。”
这个名字一定，后面的争论便有了方向。
第二个争论，是大学堂到底该归谁管。
国子监旧臣自然希望归国子监；礼部则认为学校制度归礼部，大学堂也该由礼部掌握；十二院又认为各实科课程必须由本院主导，否则教出来的人不堪用。
最后赵怀安定下制度。
金陵大学堂设祭酒一人，总领学务；设监院一人，掌纪律、财用、校舍；设诸科博士、助教、教习。
行政上归礼部学政司统辖，学术上与十二院互通，儒学部分承太学之统。
简言之，谁都能管一点，谁也不能独占。
这就是赵怀安的办法。
作为日后大明绝对的人才产出地，是绝不能让一个衙门把最高学府变成自家地盘的。
随后便是课程，而这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金陵大学堂的课程分为通识课与专业课，学业为四年。
其中通识课就是包括了经义、律令、算学、体课，这是所有学士都必须学习，进一步深造的。
这也说明，大明要求的最高人才要是个通才，不能一开始就钻窄门。
因为说到底，这里面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要流向中枢和各地作为主官的，对于这些人来说，通比专更重要，反而是只懂一片，危害大了。
而除了这部分通识课，就是各院的专门课。
学士们在被选拔和考入后，将会按照兴趣和发展进入不同院，而现在院暂时就分成了十科院。
其中最核心的为经义科，掌儒学、经史、礼法、文章，这都是养士望的。
剩下的九科就是政法、算学、格物、农政、水利、医药、营建、商舶、师范。
其中，政法科，掌律令、刑名、州县制度、财税、吏治；算学科，掌算数、度量、会计、历法初义；格物科，掌器物、矿冶、火药、材料、机械、水火风力诸学；农政科，掌农桑、畜牧、田制、农具、种植。
水利科，掌河渠、堤防、陂塘、圩田、测量；医药科，掌医术、药物、疫病、军医、妇幼救护；营建科，掌城池、桥梁、道路、屋宇、仓场、船坞；商舶科，掌市舶、货殖、航海、港务、海外风土；师范科，掌教法、学制、教材、蒙学、州县学校管理、教谕养成。
这十科一定，很多旧儒都沉默了，他们再次看清了陛下对儒学的真实态度，因为经义科只占其一。
它仍然尊贵，但已经不可能压住全部，但没办法，这就是大明以后的趋势了。
无怪乎有人用了“百家争鸣”来表达大明的胸襟和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宗旨。
……
京师大学堂除了众多层层选拔的学士外，还会有大量的教授讲习，而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教授课业之外，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就是理论编纂。
这也是每个科院会有几个大学士，这些大学士平日讲课很少，而更多的就是带着下面的讲士、高士们研究、编书、修典。
赵怀安对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决定了大明的理论建设。
其实赵怀安早就发现了，这个时代为何需要佛教，除了人心求个解释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其实补充了中土这边的一处不足，那就是文明的理论建设。
因为儒学的昌盛，使得中土的人才向来以入仕为正途，所以千般心思全用来做官。
就算是一个纯儒，本身对于儒学的建设或者说是理论有兴趣的，在他做官后，就又要花费大量精力用在庶务上，使得理论建设停滞。
以前也会有清流在类似兰台等想学术机构学习、研究和养望，但基本也都是在儒学和历史上有建树，对于天下的实学是没有一个有意识，有系统的建设过程的。
而佛学因为本身学问的原因，同时又被社会信众所供养，反而保留和建设了大量理论。
这就是佛学为何出人才，尤其是精通各实学的人才。
而现在，赵怀安就是要在京师大学堂中补齐这一点，而且是将之作为改变社会的重要驱动力量。
毕竟大明要想持续前进，光靠他那点理论，实际上是完全不够的，毕竟赵怀安他自己也是个门外汉。
其实这些实学理论建设并不难，赵怀安给十二院的大学士们，实际上就教了一点，便是总结经验，提炼共同点，形成理论知识。
而单从总结经验这一条，就使得这些大学士们必须到最一线的实践中获得相关经验，或者是观察一线的经验。
实际上，人的聪明才智是无穷的，自古以来的工匠们只要浸淫在某个领域越久，就会越有自己的独门知识。
因为实践就是知识的源头。
只是这些工匠普遍都是社会底层，又不掌握文字，所以少有能完成经验总结，甚至别说总结了，就是以语言去描述状态都难以做到。
他们只能以一个“感觉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来解释一切。
而因为这些经验的东西没办法落于语言和文字，所以当这些人死了后，其实相关的经验就结束了，只能有后面的人再重新积累。
所以，只要经验没办法落于文字，那一线的知识就永远会不断循环，不能形成积累，从量变到质变。
而现在京师大学堂和十二院的大学士们，做的就是将这些经验总结起来，落于文字，然后在大学堂内教授，这就是知识传承。
同时，这些学术成果还是要进行考核，是评价、提拔大学士、高士、讲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真正让各科院和上级的十二院，成为整个大明知识生产的中心。
……
当然，想要支撑这样一所大学堂，学生从哪里来，便成了又一个大问题。
按礼部最初的设想，京师大学堂学生主要来自各道学。
地方学制铺开后，县学、州学、道学层层选拔，到了道学优等者，便可来金陵参加大学堂入学考试。
这自然是正路。
也是赵怀安最希望看到的路。
因为这条路最公平，也最能让天下学子看到一条清楚的上升阶梯。
一个乡里少年，先进蒙学识字，再入县学，后入州学、道学，最后到金陵大学堂。
若能一路走上来，不论出身贫富，都能成为国家预备官员。
这条路一旦确定，那就是给天下各阶层、各地都有了一个向上的通道，如此也能更加凝聚帝国的凝聚力。
毕竟天南地北的精英们来到大学堂内学习四年，本身就会对彼此对朝廷，有深厚的认同和情感，这对于一个必然是广域疆土的大明来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