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角之外，还有配角。”
“海清饰演的周逸，上海白领，女同性恋，同样去美国生孩子。她的台词里有一句：‘国内的环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没法活。”
没法活。
这是编剧借由周逸之口，说出的对国内的评价。
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着无数故事的国家，在编剧眼里，是让‘这样的人没法活’的地方。
那美国呢？
美国当然能活。美国当然包容。美国当然文明。
所以周逸去了美国，找到了爱情，生下了孩子，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是电影告诉我们的。
但我想问一句：美国真的那么包容吗？
2013年，美国有多少个州承认同性婚姻？答案是12个。剩下的38个州，同性婚姻依然非法。
但在电影里，这些都不存在。美国就是完美的，就是包容的，就是能让所有人都幸福生活的天堂。
这不是拍电影。
这是拍宣传片。拍给美国人看的宣传片。”
凌晨三点，张浩然敲完第一部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四月的夜风灌进来，带着些许凉意。楼下的小区很安静，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停车位。
他站在窗前，点了根烟。
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画面：文佳佳在西雅图的街头笑得那么开心，Frank开着车穿梭在异国的街道，周逸和她的爱人抱着孩子幸福地依偎......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电影里，Frank在西雅图开的车，是一辆老旧的丰田。
而他在BJ开的车呢？电影里没拍。但一个三甲医院的副教授，开的车至少不会比那辆丰田差。
但电影不会让你注意到这个。
它只会让你看到：Frank在美国开破车，但他很开心。他在中国开好车，但他不开心。
所以，开心比车重要。
而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Frank在中国确实不开心。
为什么在中国不开心？
因为女儿的教育。因为国内的竞争压力。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环境问题”。
但电影有没有想过：Frank在中国的不开心，是谁造成的？
是他自己，是他自己选择了放弃。是他自己选择了逃避。是他自己觉得女儿在国内上学不会开心，所以干脆不让她试。
但电影不会说这个。
它只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的错。都是这个环境的错。都是这个社会的错。
然后告诉你：去美国吧，那里能解决一切。
张浩然掐灭烟，回到电脑前，开始写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他要写的是城市。
“《北京遇上西雅图》这个片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隐喻系统。”
BJ。西雅图。
一个是中国的首都，两千多万人的超级大都市，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一个是美国的边陲小城，六十万人，以雨多和星巴克总部闻名。
但在电影里，这两个城市的份量是完全不对等的。
BJ的戏份加起来不到十分钟。但这十分钟里，全是阴天，全是灰蒙蒙的色调，全是拥挤的人群和堵塞的车流。文佳佳在BJ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雾霾，脸上写满了‘终于要走了’的如释重负。
西雅图的戏份占了全片百分之九十。而这百分之九十里，全是晴天，全是暖色调的滤镜，全是慢镜头下的优美风景。文佳佳到西雅图的第一个镜头，是她站在阳光下，仰起头，闭上眼睛，深呼吸，笑了。
这不是城市对比。
这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第三重问题：它用视觉语言完成了对中国的系统性污名化。
有人会说：这是艺术创作，不是新闻报道。BJ也有晴天，西雅图也下雨，导演有权选择怎么拍。
说得对。
导演有权选择怎么拍。
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导演在拍中国的时候，永远只选择那些灰蒙蒙的、压抑的、让人窒息的画面？为什么他们在拍外国的时候，永远只选择那些阳光明媚的、温暖的、让人向往的画面？
这不是偶然。
这是二十年形成的美学传统。
在这个传统里，中国只能是灰的，外国只能是蓝的。中国只能是沉重的，外国只能是轻盈的。中国只能是逃离的背景，外国只能是抵达的目的地。
这套美学传统，比任何宣传都有效。因为它不是在告诉你‘中国不好’，而是让你‘觉得’中国不好。”
张浩然停下来，调出几张截图。
《非诚勿扰》：秦奋在杭州西溪湿地相亲，画面很美。但真正让他心动的，是在北海道。北海道的雪景，北海道的温泉，北海道的小路。那些镜头，比杭州的美景镜头时长多十倍，拍得也用心十倍。
《杜拉拉升职记》：杜拉拉最后去了泰国。泰国的海滩，泰国的阳光，泰国的笑容。比BJ的办公室美上一万倍。
《一夜惊喜》：米雪最后和那个混血男人在一起了。混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意味着高级。意味着更好的选择。
张浩然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分析。
他看到的是一个系统。
一个用二十年时间，用几百部电影，用几千个镜头，一帧一帧构建起来的系统。
这个系统不骂中国。它只是让中国变得不好看。
这个系统不夸西方。它只是让西方变得很好看。
不好看的，自然是想逃离的。好看的，自然是向往的。
就这么简单、低调、却又无孔不入，润物细无声。
凌晨一点，第二部分完成。
张浩然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那些截图，歇息了半个小时，抽了两根烟，然后写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他要做总结。
“前面两篇，我们拆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人物和城市。现在，让我们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这部电影，到底想说什么？
表面上看，它在说爱情。一个拜金的北京女孩，一个落魄的美国华裔司机，在西雅图相遇，相爱，最终走到一起。
但爱情只是包装。
它真正想说的，是下面这几句话：
第一，中国女人只有到美国才能找到真爱。
第二，中国男人只有在美国才能找回尊严。
第三，中国孩子只有在美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第四，中国的一切都可以为了美国而放弃。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信息。
它不是爱情片。它是宣传片。宣传‘美国梦’的宣传片。
但最讽刺的是，拍这部宣传片的人，没有一个美国人。
导演薛晓路，中国人。编剧薛晓路，中国人。主演汤唯，中国人。主演吴秀波，中国人。出品方安乐电影，中国香港公司。
一帮中国人，拍了一部告诉中国人‘美国更好’的电影，赚了中国人的钱，然后被中国人捧上天。
这就是文化殖民的最高境界。
殖民者不需要亲自来。
被殖民的人会替他们完成所有工作。”
张浩然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查过的那些资料。
薛肖路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我想拍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人在异乡，更容易找到自己。”
张浩然相信这句话：这位女导演真的相信，人在异乡，更容易找到自己。
所以她让文佳佳去西雅图找自己，让Frank在美国重新活一次，让所有角色在异国他乡完成自我救赎。
她不知道的是，这句话本身，就是被殖民的结果。
因为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异乡来成全。
能在异乡找到的，不是自我，是幻象。
张浩然继续敲：
“这就是‘天使论’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骂中国，它只需要让你相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它不需要贬低你，它只需要让你觉得：更好的自己，在别处。
它不需要强迫你，它只需要让你主动选择离开。
那些看完《北京遇上西雅图》之后想去美国生孩子的人，那些看完《非诚勿扰》之后想去北海道求婚的人，那些看完《杜拉拉升职记》之后想去泰国度假的人——
他们不是被强迫的。
他们是主动选择的。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主动选择’，早就被那套美学传统规定好了。
你以为你在选择。
其实你只是在重复别人设计好的路径。”
凌晨三点，张浩然敲完最后一段：
“任导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内的电影剧情之中，欧美人的形象，总是以类似于拯救主角的天使类形象出现？
我当时回答不上来。
现在我明白了。
因为我们的创作者们，已经被殖民了。
不是领土的殖民。
是精神的殖民。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西方就是天使，中国就是凡人。西方就是拯救者，中国就是被拯救者。西方就是该向往的，中国就是该逃离的。
所以他们拍出来的电影，永远在重复同一个故事：
一个中国人，遇到一个西方人，然后被拯救。
这个故事，他们拍了二十年。
拍出了无数票房神话，无数口碑佳作，无数经典镜头。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在潜移默化的告诉观众：你的国家不行。
国内的文化不行，所以需要被拯救。
国内的环境不行，所以需要去外面。
国内的制度不行，所以别待在这里。
二十年，一代人，就这样被塑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