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鄢某在文章开篇就为这场论战定了调：
“最近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针对优秀国产电影的攻击性言论。某些人以精神殖民、文化自卑之类的标签，对《北京遇上西雅图》等获得广泛认可的电影进行系统性的否定。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这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正常的文艺批评，应该基于对作品本身的分析，而不是基于对创作者‘立场’的政治审判。
当批评者开始用投降、媚外、精神殖民这类词汇来描述一部电影时，他已经不是在讨论艺术，而是在进行一种新的文化审查。
这种文化审查，比官方的审查更可怕。官方的审查至少还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而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审判，没有规则，没有边界，全凭批评者的一张嘴。
今天他可以因为一部电影里出现西方元素就扣上‘精神殖民’的帽子，明天他就可以因为一本书里引用外国文献就扣上崇洋媚外的标签。
这种风气一旦蔓延，最终受害的，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创作环境。创作者们会变得畏首畏尾，不敢触碰任何与西方相关的题材，不敢进行任何跨文化的艺术探索。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南都的文章，运用了公知们最娴熟的话术：把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偷换为对“创作环境”的威胁；把对特定叙事模板的解构，曲解为对“跨文化交流”的否定。
他绝口不提张浩然视频里那些具体的、有根有据的分析，而是直接把批评者描绘成一群挥舞着“道德大棒”的“文化审查员”。
这样一来，任何支持张浩然的人，都自动被代入文化暴徒的角色。
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周刊》。
四月十五日下午，《经济周刊》官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美国梦”到“中国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比较视野》的评论文章，作者是该刊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张吴长的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切入，试图用看似中立的学术语言，消解胡隽视频的冲击力：
“最近有一个关于美国卖血现象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中展现的美国社会底层的生活困境，确实是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一种倾向：用个案的悲惨来否定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
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美国有美国的贫困问题，中国也有中国的贫困问题。用美国的贫困个案来否定美国的整体成就，这既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不符合国际比较的客观要求。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比较视野？不是简单的谁好谁坏的二元比较，而是系统的、多维度的、历史的比较。
美国的问题，要从美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制度演变中去理解。中国的问题，也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去理解。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放在一起简单地比优劣，这不是学术研究，这是情绪煽动。”
张吴长的文章，运用了另一套经典的话术：用复杂性消解真实性，用多维比较稀释事实冲击。
他巧妙地避开了胡隽视频的核心：那些真实的、具体的、有姓名有面孔的美国人的真实遭遇被忽视，讨论被拉到了“学术比较方法论”的抽象层面。
这样一来，胡隽视频中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就被稀释成了个案，被装进了不能简单比较的套话里。
四月十五日晚上，《羊城晚报》也加入了战局。
该报的评论版头条，是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的署名文章，作者是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袁某。
袁某的文章，把论战的层次提升到了“爱国主义”的层面：
“最近围绕一些网络视频的争论，实际上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有人把爱国主义理解为排外主义，理解为对一切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在他们看来，任何对西方文化的借鉴都是投降，任何对西方经验的认可都是媚外。
这种爱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变态表现。
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闭关自守，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以开阔的胸怀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应有的态度。
那些动辄给别人扣精神殖民帽子的人，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而是维护自己那种狭隘的、排外的、自我封闭的文化纯洁性。
这种文化纯洁性的追求，在历史上曾经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袁某的文章，是公知话术的集大成之作。
他用“爱国主义”这个最正当的旗号，把对张浩然、胡隽的批判包装成了“爱国主义的正名”。
他用“文化自卑的变态表现”这种极具侮辱性的词汇，把批评者描绘成一群心理扭曲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
他用鲁迅先生的话作为论据，把自己塑造成“真正的爱国者”，同时把对方打入“伪爱国者”的冷宫。
这三篇文章，分别从“文化审查”、“学术比较”、“爱国主义”三个维度，对张浩然和胡隽的视频发起了系统性的围攻。
更重要的是，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平台，《南方周末》、《经济周刊》、《羊城晚报》，都是国内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
它们的相对中立的身份，让这些批评文章显得更加客观和权威，从而淡化了网民可能产生的“公知抱团”的敌对情绪。
文章发表之后，公知们开始接力转发。
高小松第一时间转发了鄢烈山的文章，配文只有四个字：“说得真好。”
陈蛋清转发了袁某的文章，配文：“袁先生的话，说出了我多年想说的话。”
方芳转发了张吴长的文章，配文：“经济学家的视角，就是不一样。”
其他公知们，也纷纷跟进。
何冰转发，配文：“读了三篇好文章，值得深思。”
贺卫房转发，配文：“这才是理性的声音。”
蒋芳舟转发，配文：“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深感共鸣。”
2014年的舆论场上，依旧还是公知们的天下。
公知们在国内网络上经营了十几二十年，其影响人群之多，影响之深入，并不是任夏过去一年的努力所能动摇的。
即便是任夏靠着一场又一场堪称传奇的战绩迅速崛起，并且严重打击了公知群体的粉丝基础，但依然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如最为典型的高小松来说，即便是接连在和任夏的论战之中吃瘪，但他在微博上的粉丝量，仍然高达3100万，他个人专栏节目“晓说”的单期日播放量，仍然在700万上下。
被长期洗脑的死忠粉丝们，仍然足以支撑着高小松一线社会名人的地位。
而在这些公知群体们放弃了过往的轻敌思想，开始变得团结一致的时候，任夏也很快感受到了真正的压力。
媒体上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在他们长期编制故事熏陶下的网民，也变得将信将疑起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公知们的煽动性，不止体现在网络上和媒体中，在现实中同样能煽动起不小的风浪。
先在网络和媒体上造势，蛊惑裹挟着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官方施压，然后吸引境外媒体的关注，再援引境外媒体的报道，为自己张目，迫使官方让步，这一套内外联动的招数，才是这些公知们最擅长，也是最熟悉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