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任夏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你确定？”
“我很确定，他们是两车四人轮换，每次执行完跟踪后，换车的地点都是光华路44号，而且他们吃饭的餐馆，加油时接触的人员，我都分别进行了了解，确定是日本人无疑。”
老黎的话非常确凿。
任夏听完后，沉默地额点了点头，他靠在座椅上，目光透过车窗，看着远处CBD楼群在暮色中亮起的灯火。国贸三期、银泰中心、央视大楼，那些他熟悉的建筑轮廓，此刻在灰蓝色的天幕下显得格外冷峻。
他当然知道自己得罪了日本人。
这两年他做的事情，桩桩件件都踩在日本人的痛处上，日本人不恨他，那才不正常。
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盯住这个对手。
但现在他们在国内就敢动手，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自己出国，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
“任导。”韩三评的声音把他从沉思里拉回来，“这件事，必须和官方汇报。”
任夏转过头看着他。
“任导，这件事你不能大意，千万别不当回事。”韩三评的语气变得异常认真，“你在国内，他们只敢跟踪，不敢明着动手。但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出国。你在美国还有展览，郑教授还在那边，历史记忆行动委员会才刚刚起步。你迟早要出去的。”
“到了国外，单靠你自己，防不住。”
任夏沉默了。他知道韩三评说得对。
纽约领事馆的刘参赞跟他说过一件事：张纯如去世之后，日本右翼团体在洛杉矶她的墓碑前泼过油漆。不是一次，是三次。他们甚至试图挖开她的墓。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他们都不放过。何况是一个还在继续揭露他们罪行的人。
“向官方汇报，争取官方的保护。”韩三评说，“不是因为你怕，是因为你有价值。一个对国家有价值的人，国家有责任保护。这不是求人，这是你应得的。”
任夏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我明天就去。”
韩三评明显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任夏一个人去了朝内大街。
李司长的办公室依然在那栋灰白色的楼里，依然是三楼最里面那间。秘书把他领进去的时候，李司长正在批文件。看见他进来，放下笔，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小任，坐。”
任夏在沙发上坐下。秘书端来一杯茶，带上门出去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李司长靠在椅背上，看着任夏。目光里没有询问，只有等待。
在体制内待久了的人都懂，一个人突然登门，一定有事。所以李司长没有急着开口，等着任夏他自己说。
任夏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从机场高速上发现被跟踪，到老黎确认跟踪车辆进入光华路44号，到那两辆车四天轮换的规律，到老黎对跟踪者专业素质的判断。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淡化。
听完任夏的陈述，李司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他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一个内部号码。
“老张，是我。你现在有空吗？到我这里来一趟。”
他挂断电话没多久，一个身材瘦削，带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来到了办公室中。
这人国字脸，看起来其貌不扬，属于面对面走在大街上都很难吸引目光的那种，但身上的那种沉稳气息，却显示出他的不寻常。
“小任，你把情况和老张再说一遍。”
李司长开口道。
任夏没有犹豫，又把话重新说了一遍，老张听得很仔细，但却没有记录，只是边听边点头。
等任夏说完，老张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身来。
“任导，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接下来我们会对你提到的那些车辆和人员进行背景核查，也会对你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为了保障你的人身安全，建议你最近不要出国，如果有不得不出国的情况，请你一定和我提前联系，方便我们协调力量对你进行保护。”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任夏。
名片上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单位，没有职务。
“这个电话二十四小时有人接，无论你在哪个国家，觉得有任何异常，都可以随时打。”
“多谢。”
任夏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收进口袋。
从李司长办公室离开，任夏回到公司，并没有因为安全问题得到保障而放松警惕，反而愈发有些头疼。
因为此时除了安全问题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谁来替他去国外接替郑若林教授，主持历史记忆行动委员会的展览工作。
郑若林教授从欧洲回国，是在国内有特殊任务的，包括他去观察者网也是有特殊使命的，之前帮着任夏主持这个历史记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是因为任夏这边完全无人可用，根本没有能主持这摊子事情的人。
现在整个历史记忆行动委员会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郑教授的任务也已完成，他正等着任夏到美国后和他交接，以便自己回国把应对西方文化殖民这个大课题完整、系统地阐述出来。
但现在任夏出国不方便与郑教授交接，负责这一摊子的人选就得重新选择了。
这个人首先是要对这一摊事业有感情，不能把这东西当成商业化的展览活动，也不能把这东西当成提升个人名气的台阶。
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选，其实并不多。
任夏思来想去，来到了金驰办公室中，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金驰正拿着激光笔在白板上和几个下属比划开会。看见任夏，他停了一下。
“任哥？”
“会先停一下。”任夏说，“驰子，你跟我出来。”
金驰把激光笔放下，跟着任夏走出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