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波涛翻涌。
“无畏”号明轮蒸汽快船切开墨绿色的海水，向北，一路航行。
船舱内，额尔金办公室之中躺着一张报纸。
标题赫然是八个大字：
【天下板荡，蒸庶无告】
额尔金刚与副官和舰长开完一个小会，确定了抵达大沽后的行动步骤。
他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目光落在报纸上，纯粹是出于对任何来自“敌方”信息的好奇。
他不懂中文，但这报纸的样式，与他在上海、香港见过的所有清国或洋人刊物都不同。
更简洁，更有力，甚至带着一种……挑衅的味道。
“马礼逊，”他唤来随行的中文秘书兼翻译，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的英国传教士。
“看看这个。光复军办的报纸，他们倒是消息灵通，动作也快。念念，上面说了什么。让我们听听南方的‘叛军’对北方的惨败有什么高见。”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
在他眼中，无论是北京的清廷，还是南方的太平天国、光复军，都是这个古老帝国不同形式的、落后于时代的挣扎。
他更关心的是大沽的陷落能为他增加多少谈判筹码，而不是这些“内部噪音”。
马礼逊恭敬地拿起报纸，扶了扶眼镜，开始阅读。
起初，他的声音平稳，带着职业性的翻译腔调，但很快，那平稳中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凝滞。
眼镜后的目光也越来越专注，甚至……有些惊疑。
“《论清廷之败，实乃天下人之共苦》，”他念出副标题，然后开始翻译正文。
“清廷之败，非独败于英法船炮之利，实败于其立国之本，败于其与天下生民为敌之反动本质。”
“今之清廷，究其根本，非华夏正统之延续，实乃一以八旗军事集团为核心，勾结、笼络部分汉人士绅地主、各族王公贵族，共同压迫、榨取汉、蒙、回、藏及各边疆百姓之畸形政权。
其反动程度，远超历朝历代，盖因其身负双重之罪：
一曰民族压迫，以少驭多，行剃发易服之辱，立满汉畛域之防，视汉人及其他民族为奴仆牛马；
二曰阶级压迫，与豪绅勾结，横征暴敛，土地兼并酷烈，官吏贪腐横行，使百姓膏血殆尽，求生无门。”
额尔金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体，微微坐直了一些。
他挑了挑眉，这论调……有点意思。
比他预想中单纯的“驱逐鞑虏”口号，要深刻一些。
马礼逊继续念道，声音在安静的船舱里回响：
“故太平天国运动，倡‘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光复军崛起，呼‘驱逐鞑虏，光复华夏’，绝非偶然。
此乃天下被压迫之汉人、被欺辱之各族百姓，对满清二百余年奴役统治之触底反弹，是求生存、争活路、图自强的唯一正途！”
“然清廷何以能苟延残喘至今？何以能在内忧外患交攻之下，犹能维持其摇摇欲坠之统治？”
马礼逊的声音渐渐失去了平淡，带上了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震动，因为他翻译出的内容，正在尖锐地剖析一个他身处其中、却未必深思过的现实。
“其根本矛盾在于：作为人口稀少之满洲异族政权，如何有效统治亿兆汉人？
当其统治根基遭遇太平天国此等规模之内部冲击，源于外部之西洋列强，反成了其可资借用、甚至依赖之力量。”
“此实为历史之吊诡，亦为清廷反动本质之必然。”
“自太平天国席卷东南，清廷岌岌可危，而西洋诸国亦觉其‘拜上帝会’有损其在华通商传教之利。
双方遂在镇压‘内乱’一事上，寻得利益交汇。
于是，有洋枪洋炮输入湘淮军，有‘洋枪队’、‘常胜军’之组建，西人雇佣兵直接助剿于上海、苏常。
在清廷眼中，尔等西洋列强，非为仇寇，反成续命之‘友邦’、‘救星’。”
“今广州之战，洋人以雇佣兵形式加入清廷行列对抗我光复军，正是此理。”
念到这里，马礼逊顿了顿，抬眼飞快地瞥了一下额尔金。
额尔金脸上那丝漫不经心的调侃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为严肃的专注。
他示意马礼逊继续，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红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及至《天津条约》签订，根据协议内容，一旦清廷承认上述所有条约内容，海关总税务司将彻底操于洋人之手。
关税主权彻底丧失，但岁入巨万之关税，将成为清廷维系统治、支付赔款、推行所谓‘洋务’之血脉。”
“巨额战争赔款，更使清廷与列强结成特殊之‘债主-欠债人’关系。列强需一稳定之中枢以收取赔款，清廷需列强之支持以镇压内乱、维持统治。”
“二者遂成利益共生之怪胎。”
“此非列强不欲瓜分中国，实因中国幅员太广，民情太杂，瓜分成本过高，易起列强内讧。
故扶持一软弱、听话、可操控之清政府为代理人，行‘以华制华’之策，最为符合列强之共同利益。
清政府负责对内压榨、维持‘秩序’，列强则于幕后操控，坐收通商、传教、开矿、筑路等种种特权。
此乃最高明、最廉价之殖民手段。”
船舱里只剩下马礼逊翻译的声音，以及蒸汽机隐约的轰鸣和海浪的轻响。
所有随员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屏息倾听。
这些观点，极其精准的指向了，他们自己甚至都感知模糊，却从未如此清晰表述过的核心现实。
马礼逊的额角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他感到口干舌燥，但仍以最大的忠实，继续翻译那篇署名“秦远”的文章最后，也是最尖锐的部分：
“由此，清廷统治集团，尤以满洲亲贵为核心，逐渐形成并固化一种极端自私、出卖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政治逻辑，此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在彼等眼中，西洋列强虽屡次入侵，索要利益，然其目的，终究在于通商、赔款、特权，并无彻底推翻爱新觉罗‘宗庙社稷’之意图。
彼等乃可谈判、可妥协、甚至可借助之外力。
而国内之汉人起义，如太平天国、如我光复军，则是要革其命、夺其鼎、彻底终结其统治之‘心腹大患’。
两害相权，彼等自然选择对外妥协退让，甚至割地赔款、引狼入室，以换取列强支持，集中全力镇压国内反抗。”
“维护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之私权，乃其最高乃至唯一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