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的毕业答辩。”
这就是老哈德逊口中的那场“考试”。
林恩明白了。
这是老头子送出的最后一份大礼，用最高效的手段，将他直接保送上主治医师的位置。
只有拿到主治的独立执照，急救站后续那些繁琐的行政审批才能一路绿灯。
虽然林恩自己也准备了备用方案，但无疑要曲折得多。
长桌尽头，老哈德逊从文件夹最底层，抽出一份，沿着胡桃木桌面推向GMEC主席。
“主席先生，这是大都会医院骨科住院医培训项目向ACGME总部提交的‘AIRE试点申请书’，初审已过。”
老头子双手交叠，压在手杖上：
“现在，我以项目主任的身份，正式申请对林恩医生启动里程碑能力评估答辩。”
AIRE。
这是ACGME近几年推出的一项极具颠覆性的试点机制。
它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打破传统住院医熬年份的死板框架，转而采用基于能力的评估路径。
简单来说，只要你能拿出铁证，证明自己在所有核心能力维度上都已经达到了毕业水准，那么无论你在规培系统里待了几年，都可以被特批提前结业。
理念听起来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这条所谓的“快车道”，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带隐形门槛。
能在标准年限内积累出足够案例量和逆天评估分数的，通常只有一种人：
顶级医学院的毕业生，背靠资源最丰沛的教学医院，头顶有最顶尖的导师手把手喂病例，身后有最完善的科研团队帮忙刷论文。
说白了，这就是给那些含着金汤匙入行的学术天之骄子们，递了一张提前下车的VIP门票。
这套制度在被设计出来的时候，那些医学官僚们大概从未想过：
万一有一天，真的有个人不靠家世、不靠资源，纯粹凭着在手术台上刀刀见血的真本事，硬生生把这条路给蹚平了呢？
而现在，老哈德逊正试图用这套精英主义的制度，帮林恩强行踹开这扇门。
主席接过文件，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目光落在签名栏上。
三个签名，力透纸背：
哈德逊、阿什福德、格里芬。
“记录在案。”
主席合上文件：“哈德逊教授，请开始您的陈述。”
老哈德逊今天将白大褂的领口扣得一丝不苟。
他是来打仗的。
而且，是一场歼灭战。
“下面进入评估数据展示环节。”
“二十三项子能力，每一项都有三位以上评估者的独立打分。评估者包括：我本人，霍普金斯骨科系主任阿什福德教授，考利创伤中心的格里芬教授，以及大都会和考利的多位资深主治医师。”
他顿了一下，冷厉的目光扫过全场。
“所有评分，均为盲评。”
“结果是：二十三项中，二十二项均为5分满分。只有‘卫生保健经济学’是3分。”
这个结果在林恩的预料之中。
毕竟国内的医疗经济产业并不像美国这样高度商业化，能拿到3分，已经是靠原主死记硬背打下的底子了。
连线屏幕那头，ACGME的评审官摘下眼镜，搁在桌上。
“哈德逊教授。5分的定义原文是：‘仅有极少数杰出住院医有望达到此水平。’我审过两千多份里程碑评估。”
“二十三项拿到二十二个5分的，您这是头一份。”
“所以我要问得直白一点，评估过程中，是否存在系统性的评分膨胀？”
系统性的评分膨胀。
它的潜台词是：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条评估链从头到尾都在注水。
这几乎等同于指控老哈德逊主导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学术造假。
老哈德逊毫不退让。
“打分的时候，大都会的主治不知道考利的主治给了几分；考利的人不知道霍普金斯的人怎么评。三家顶级机构、十几位一线主治医师，彼此之间没有发过一封邮件、打过一个电话去串供。”
他抬起手杖，往桌面上重重一点。
“盲评结果高度一致。”
“这叫统计学上的绝对收敛。”
“你要是不信，文件夹里每一份原始评分表都附有评估者的亲笔签字和时间戳，随时欢迎移交ACGME的数据分析部门做独立审计。”
评审官没有被吓退。
“哈德逊教授。”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显然有备而来：
“您本人既是该培训项目的主任，又是评估者之一。您亲手挑选了评估人员名单，亲手提交了AIRE申请，现在又亲自坐在答辩席上为申请人陈述。”
他抬起头，语气不疾不徐，却暗藏杀机：“请问，这是否构成利益冲突？”
会议室的空气骤然凝固。
坐在老哈德逊侧后方的维多利亚，插在白大褂口袋里的手指微微收紧。
老哈德逊伸出那只因类风湿而严重变形的右手，将标注着自己名字的评分栏，逐页翻开，一把推到了桌面中央。
“你说得对。我确实既是项目主任，又是评估者。所以，我现在请主席先生和在座各位，做一件事。”
“把我的评分，全部作废。”
全场错愕。
“只看剩下的人：霍普金斯的，考利的，大都会其他主治的。”
“二十三项，结果一模一样。”
“事实上，在其中六项核心手术操作技能的评分上，我给出的分数，是所有评估者中最低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老哈德逊对自己这个学生的要求，比霍普金斯、比考利、比大都会所有其他主治加在一起，还要严苛、还要挑剔。